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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 《红灯记》》

http://china.toocle.com 2009年08月25日11:04 生意社 点此复制全文转载!
生意社2009年08月25日讯

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东北满洲国某地“隆滩火车站”,铁路扳道工李玉和和巡警王连举都是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他们救下了被日本宪兵追击的交通员(负责运送情报的人)。交通员把一份电报密码表交给李玉和。日本宪兵队队长鸠山通过检验王连举的枪伤识破他的身份,王连举受刑不过招出李玉和。李玉和和他的母亲(非亲生)李奶奶因不肯交出密电码被处死,李的女儿李铁梅(非亲生)因鸠山要放长线钓大鱼而被释放。李铁梅在邻居的帮助下把密电码带到郊外柏山上的游击队处,游击队伏击追击而来的鸠山、王连举等并把他们击毙。


《红灯记》所代表的样板戏电影是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产生的一种尤为特殊的文化现象,是在偏离的社会意识下产生的一种独特的艺术样式,它大大超越了之前“十七年”电影强调“思想主题正确”的范畴,在影片主题意识、内容与形式风格等层面承载了历史/意识形态/阶级武器多种超载功能。革命样板戏电影强调毛泽东思想的光芒,以阶级斗争为纲领,直接参与到轰轰烈烈的文革斗争中。尽管在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的直接领导干预下,该种类型电影拍摄方式上扭曲了基本艺术创作规律和电影本体,但它革命性的改变了中国传统的京剧艺术,将唱、念、做、打有机的融于现代电影叙事节奏中,从而表现现代生活,塑造英雄人物。在当时八个样板戏电影笼罩全国时几乎人人会唱里面的经典唱段,即使今天看来,仍十分精彩。这是真正“中国化”独有的电影艺术样式。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思想的意识形态同样席卷影响欧洲时,法国新浪潮电影大师戈达尔曾称颂中国样板戏电影艺术为“中国式美学”。

剧作家沈默君的作品《自有后来人》1963年经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后在全国上映,公映后影响巨大。之后被改编成各类戏曲:哈尔滨市京剧院《革命自有后来人》、昆剧《红灯传》等。上海爱华沪剧团由凌大可、夏剑青执笔改编成沪剧《红灯记》。同年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指示中国京剧院总导演阿甲排演京剧《红灯记》。1964年7月两个京剧版同时参加了全国现代京剧观摩汇报演出。江青决定把两个剧合并为《红灯记》,主角从李铁梅变为李玉和,剧中人王金才改名王连举,还改变了一些唱腔、动作、场景的设计。


1965年初,《红旗》杂志发表了署名翁偶虹、阿甲根据同名沪剧改编的现代京剧《红灯记》剧本。1967年推出改动不大但抹消了“作者”的样板戏本。1970年5月拍摄完成样板戏电影《红灯记》。通过该片的形成流变过程不难看出,最终样板戏电影《红灯记》的呈现是一个跟随政治意识形态指导力量不断被编码符号化的结果。影片牢牢紧扣江青实行文化专制主义推出的所谓“开辟无产阶级文艺新纪元”的“三突出”创作原则,电影语言运用亦是“敌远我近,敌暗我明,敌小我大,敌俯我仰”这四句话的“经验实体”,用“中国京剧团《红灯记》剧组集体改编”的称谓来抹杀导演中心制,取消电影作者的存在。影片极力塑造以李玉和、铁梅为代表的工农兵高大全的完美英雄形象,鸠山与王连举所代表的反面人物则阴暗猥琐、残暴丑陋。在全力突出“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不断强化“阶级矛盾”“阶级感情”“武装斗争”的仪式上,样板戏电影《红灯记》的确是各个不同艺术样式版本的最高峰!


与其它七个样板戏电影相比,《红灯记》在文革电影的符号系统构成方面也是代表之作。剧本故事围绕在“一家人都很亲、都不是亲”的原型构思上,在突出一个家庭文化价值单元的同时更强调祖孙三代革命人和坚定拥护者“阶级关系的亲情”远大于“实际的血缘关系亲情”,为当时的文化大革命呐喊及定调。空间舞台的设计和调度特征鲜明,色彩明暗对比强烈,均被符号表意化为正面的价值与道德意义(创作者不惜用峻岭、苍松、大河来取代刑场的铁丝高墙),从而极力烘托塑造理想化的无产阶级英雄人物,让其充满坚贞高尚的革命气节。影片中“红灯”的母题意象贯穿连接首尾,象征着红宝书、红太阳式毛泽东思想给予当时阶级斗争中的革命群众以无穷无尽的英雄力量。《红灯记》中的几位主要角色的扮演者浩亮、刘长瑜、袁世海等均是我国知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他们高亢激情优美的唱腔为影片增色不少,其中“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都有一颗红亮的心”“打不尽豺狼绝不下战场”等现代京剧唱段已经成为流传至今的经典之作。

文章关键词: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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