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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改第一村:走过“暴风骤雨”

http://china.toocle.com 2009年09月07日13:56 中国经济网 点此复制全文转载!
生意社2009年09月07日讯

这是解放区人民政府在给翻身的农民颁发地照。 新华社发(资料照片)

  “土改第一村”,走过暴风骤雨

  在东北张广才岭支脉大青顶子的山坳中,有一座小山,状似元宝,得名元宝山,山脚下那个小小的村庄,便被称为元宝村。

  元宝村隶属哈尔滨尚志市元宝镇,60年前,它和中国千千万万的村庄一样寂寂无名,贫穷偏远。1946年9月,作家周立波到元宝镇工作,参与并领导了当地的土地改革,次年,他调回哈尔滨,根据在元宝镇的生活体验,创作出著名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小说中元茂屯的原型,便是元宝村。

  当年的元宝村,穷得让人心疼,很多人家里只有一条裤子,谁出门谁穿。因为衣不蔽体,元宝村被人称为光腚屯。但是谁能想到,就是这个光腚屯,现在户均存款达到18.5万元,2005年人均收入7160元,把许多城市都抛在后面,更是远远超出了周围的村庄。

  站在元宝山上俯看整齐的村落,隔着60年时光的海,实在很难再辨认出昔日的模样。而元宝村所经历的“暴风骤雨”,也不仅仅在1946年。

  历史的债务

  从1946年开始土改,一直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前,元宝村命运的曲折往复是中国多数农村的缩影。

  元宝村一带原本是深山老林,清朝同治年间,山东、河北一带的灾民逃难到这,砍树搭起了“马架子”屋,定居下来。1946年周立波来到元宝镇的时候,这里多的还是这种简陋的房子。

  当时,土地情况极其复杂。开富士旅馆的日本商人长谷川依靠日本人势力占地200余垧(1垧合15亩),日本开拓团抢掠水旱田280垧,汉奸地主韩向阳和20余户地主、富农经营土地400余垧,中农和贫农加起来仅有土地100余垧,大部分贫农没有地,靠着给地主打长工短工生活,因为剥削严重,虽然东北土地肥沃,他们一年苦到头依然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

  周立波到元宝后,和区委其他同志一起分析了元宝镇当时的形势。1946年到1948年清明前,经过3次分地,元宝镇的土改基本结束,元宝村也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区里用斗地主斗出来的5斤6两黄金给农民买了大牲畜,元宝村人觉得日子有了奔头。

  村里人杂,当时446户人家,有一半都是一人一户,这些人大都是日本鬼子清沟时并进来的单身汉、解放后被政府收容了的散兵游勇和关内跑来的光棍,他们一身力气,却两手空空,没有一件农具和一头大牲畜。有些人口多的户虽然有家具和牲畜,却多老弱病残,缺少劳动力。于是村里成立了互助组,户多的组达19户,每个组都是一个小圈子,组里互相帮衬着,一起凑钱添置农具,一起唠嗑畅想发展前景,甚至有的组想一起凑钱买电影放映机,农闲时好天天聚在一起看电影。新中国成立那年,因为当年霜来得晚,是一个十足的丰收年景。

  1954年,响应上面号召,元宝村在互助组基础上成立了合作社,各家的牲口、土地、大农具都折了股,没有这些的交了300元做股金。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初级社。初级社定了入股分红制度,占的股越多,分的红就越多,分红的同时,股份还属于自己。当时的元宝村,除了10户怕被拖累实在不愿意入社,剩下的全入了社,干劲十足,对初级社的发展充满信心。

  1955年7月31日,毛主席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全国从省到县开始掀起了成立高级社的热潮。因为干劲正高、心气正顺,元宝村民在还没弄清楚高级社是怎么回事时,就齐刷刷举手同意加入高级社。后来大家搞明白,高级社取消了土地私人占有,社员们的土地正式归集体所有,牲畜和农具均作价归集体,不再享受分红。许多人一下子蔫了,有人干活开始出工不出力。

  高级社成立后,上面的指示开始下得特别勤,9月末,县里号召开荒的文件下来,元宝村民基本砍光了村周围的小树,开垦出大量土地,但由于劳动力不足,开垦出的土地和原有的土地都没种好,树木大量被砍伐造成了沙土流失。第二年粮食减产,社员开始口粮不足,只能靠返销粮维持生活。10户没有加入初级社的农户,依然自给自足着。

  1958年,同样是响应上面号召,元宝镇成立了人民公社,元宝村成为人民公社下面的元宝大队,元宝大队下面又成立了7个生产小队。队里从县上领来8口特大号铁锅,把仓库改成了食堂。社员们干完活就往食堂一坐,管吃管添、辣酒香肴。前半个月,天天大米白面,鸡鸭羊肉,半个月之后,大米白面断粮了,只好靠陈玉米、黄豆、高粱维持。

  与此同时,人们开始大炼钢铁。有人听说元宝山上黑褐色的石头能炼出铁,公社便组织上千人的劈山大军进驻元宝山。元宝山因形似元宝,一直被老一辈的人视为风水宝山,山上丛林茂密、野果杂生。随着一车车石头被运往炼铁工地,元宝山一天天秃矮下去。当然,并没有炼出什么钢来。

  现在,虽然林木又长了起来,但呈现在记者面前的元宝山早已没了元宝的形状,更像是一座公园里的假山。富了的元宝村人,铸了9个巨大的元宝,散落在坡上,仿佛要给这座被人为破坏的小山恢复风水。

  到1960年初,和全国一样,元宝村也进入了饥饿状态。此时,上级再次下令要求深翻土地,元宝村的土地除了一面一层一尺多深的黑土,下面全是黄白色的“狼屎土”,庄稼人全知道,一深翻这地就种不了庄稼了。已经扛了3年坚决不深翻的元宝村人,这次再也扛不住了,于是到1962年,原本肥沃的黑土地,亩产沦落到不足130斤。

  随后又是修梯田、成立造反团等等,在一次次运动的折腾下,“文革”结束的时候,元宝大队累计欠款已经达到20余万元,成了种地靠贷款、吃粮靠返销、生活靠救济的三靠村。从1976年到1983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前,虽然农业生产渐渐走上正轨,但走衰势头止不住,全村总负债额已达27万。

  改变的命运

  债务像一块巨石压在每个村民的心头。1983年6月10日,这是元宝村发展史中值得铭记的一天。早上7点,村委会会议室坐满了党员干部,大家开会讨论如何偿还债务的问题。经过激烈争论,大家达成一致,不能把债务分配给农户,要靠发展集体经济来偿还债务,而单靠农业负担27万的债务太难了,村领导班子决定发展工业。这一决定,从此改变了元宝村的命运。

  一个负债27万元的穷村,哪儿来的钱创办企业?四处烧香磕头想贷款,最终只是碰得鼻青脸肿。贷款的路走不通,村支书张宝金决定号召村干部集资,他首先拿出了自己的所有存款1.3万元,在他的感召下,几个村干部共集起了3.7万元。

  张宝金是山东省无棣县人,1968年逃荒到了元宝村,因身体瘦弱,干不了重体力活,做了裁缝,属元宝大队四队。1976年,“文革”结束,元宝大队重整瘫痪的大队小队组织。当时已成三靠村的元宝村,平均一个工分只有8分钱,生产小队的队长职位,成了一个烫手山芋,没人愿接。也正因此,张宝金这个原来默默无闻的外乡人,有机会做了元宝四队的队长。根本不懂种地的他,靠着一本科学种田手册,带领队员展开科学种田,同时大搞副业。元宝四队成了1976年到1983年唯一扭亏为盈的小队,张宝金的威信从此确立。1980年,他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

  在张宝金的带领下,元宝村用集资的钱办起了一个小木农具加工厂。这些钱其实是个人集资,和村集体经济没什么关系,但是他们决定,盈利之后村利润、企业积累和股东分红比例为3∶3∶4。

  几经挫折,1987年,他们手里有了6万元,而这时,经过4年苦干,包产到户的农民也有了小小积蓄,他们发动村民入股,共筹到56万元。他们用60万办起了第二家村办企业——元宝村卫生筷子厂,第二年改为元宝山餐具厂,卫生筷子开始远销日本。一切都步入正轨,两家村办企业全都红红火火。

  但1989年7月,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经济制裁,大量筷子出口不了。堆积的筷子垛满了村里所有仓库后,又垛满了党支部、村委会和企业干部们家里,他们终于嗅出了危险的味道:如果遇雨潮湿,筷子发霉变质,他们将血本无归。元宝村派出了第一批销售人员,没有成效。张宝金和退休回村的大学生人称“于万能”的于万河开始亲自跑销售。

  1991年底,当元宝村村办企业在困境中挣扎的时候,中南地区百货产品采购供应站来采购6400箱卫生筷子。为保险起见,他们对供应站进行了考察,黄金地段、豪华装修、高级轿车、政府关系密切……一切似乎都无懈可击。但是,当他们发货后供应站却倒闭了,筷子被供应站的债主抢去抵债。后来他们才知道,这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骗局。

  农民的思维模式经历了市场的暴风骤雨,他们开始明白企业的运作管理,村办企业渐渐在市场中立稳了脚跟。到1995年,元宝村不仅还清了27万元陈欠,而且企业发展势头良好。

  这一年是元宝村发展的又一个关节点,他们成功地把企业开到了大兴安岭,随后一发而不可收。现在,除了村里有各类企业18家外,元宝村还在大连、大兴安岭和俄罗斯拥有加工企业10家。这些在外地的企业,除了在当地招人外,也有不少元宝村跟去的村民。

  今年25岁的元宝人云峰一直在大兴安岭的企业工作,去年因为结婚回到当地,但他考虑的是进当地的工厂还是自己干;种地,他想也没想过。他告诉记者,对土地的事儿他一点不懂。

  在元宝村,像他这样的年轻人,从来没种过地的不在少数,他们上学、工作,过着和城市里人一样的生活。这些年轻人已经完全不稀罕土地,从生活习惯到言谈举止,他们已经城市化了,在心理上远离了土地。元宝村在发展工业的同时,自然而然走上了城镇化的道路。

  工业化下的联产承包

  随着村里企业的发展,村民种地的积极性越来越低,于是,元宝村开始注重用工业经济收入反哺农业发展,用工业利润投资筑河坝,挖排灌渠,修山路,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并加大了对农业科技的投入。

  1991年,村里开始用工业利润支付乡统筹和村提留,2002年,农业税也开始由企业利润负担,极大地减轻了农业负担,种地的收入慢慢提高了。

  村民的观念也悄然发生变化,自己办企业、做小买卖的人日益增多,同时,在村办企业上班的农民也越来越多,这些人忙得没时间侍弄地,便把承包的地转包给愿意种地的人。这种转包,开始往往发生在亲戚或朋友之间。

  李永生、李永利、李永财是三兄弟,永生和永利开商店,便把地转给了三弟永财。永财在此基础上又承包了别的亲友几份田,成了有近百亩地的种地大户。有些种田大户在种了几年地后不想种了,便把地再转包给别人。

  中国农村的发展,往往是实践先于理论,这些农民不懂经济理论,搞不太懂土地的使用权、所有权、租赁权、买卖权,他们做事凭的是直觉,就像当年小岗村偷偷按下红手印的农民。最懂土地的,永远是离土地最近的人。

  1983年元宝村实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制定的承包期是15年,到1998年,元宝村进行了第二轮承包,当时村办企业已经相当红火,在工厂挣工资的农民大部分对土地已经不太在意,第二轮承包基本没有大的变动,甚至个人之间的转包也没什么变动。

  逐渐地,村里的地集中到一些种地大户手里。目前,元宝村有农户518人,种地户只有74户,这些种地大户多的有几百亩,少的也有近百亩。村里原有的副业队的地等一些没有分到户里的地,也包了出去。由于土地集中使用,元宝村的农业生产开始自然而然地向规模化和现代化发展,农业收入日益提高。再加上种地的农民不用交一分钱,每年国家还会返还一部分钱,元宝村的农民告诉记者,现在种地赚的也不少。

  种地有季节卡着,算下来,一年真在地里忙的时间,加起来不过3个月,剩下的时间可以做点别的。王宝友和妻子付秀芝一起种着100多亩地,同时还买了毛衣机挣加工费,农闲的时候会到外地贩马。他们告诉记者,这三样每样年收入都少说有好几千,一年下来能挣上2万多元。

  种地大户姜春清有300多亩地,2002年,他把这些地基本都种了树,树下又种了粮食,第一年,光粮食就收入了6万元,第二年,因为树大了,影响庄稼生长,粮食收入4万元。他告诉记者,他主要是种树,粮食是顺便种的,随着树愈长愈大,粮食收入会越来越少,但20年后,这些树成了材,总收入比种粮食多好多倍,现在手头还有些做生意攒的钱,所以可以做点长线投资。因为元宝村的地都在山里,离村有一定距离,姜春清每次去地里都开着他的桑塔纳。

  元宝村的种田大户,越来越像西方的农场主;不同的是,他们没有土地的所有权和买卖权。工业的发展使联产承包“走了样”,而这“走了样”的联产承包路,却实现了元宝村的工农并举。

  发展之惑

  城里的白领上班是朝九晚五,一般工人正常班多是8点。早晨7点,估摸着上班的人们该准备早饭了,记者开始在元宝村溜达,想看看元宝村的工人生活。出乎意料的是,几乎家家都是铁将军把门,在村里转了个把小时,除了开店的和老人,记者几乎没找到一个元宝村人。

  后来记者得知,元宝村的企业一般5点半、6点就上班了,每天都要干10个小时。

  元宝村富了,在村建设上也开始大刀阔斧,他们盖起了新村,以低于村民自己盖的价钱卖给村民。因为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他们计划用3年的时间把元宝村建成“中国土改文化第一村”:他们建起了暴风骤雨纪念馆,并计划扩建,还计划建设影视城、农业科技园区、林业生态园区、垂钓区等八大园区,实现元宝人的第二次创业。

  但是,带领他们改变命运的张宝金老了。张宝金今年65岁,有胸膜炎、心脑血管等多种疾病。1993年,张宝金遭遇一起车祸,头把挡风玻璃撞得粉碎,整张脸面目全非。村里人说,他活下来是一个奇迹。当他挣扎着出院的时候,知道消息的村民自发候在村口,看到他过来,高兴地扭起了秧歌。张宝金这个在创业中历尽艰难都未曾动容的汉子哭了。

  他的威信,是在带领百姓致富的过程中一步步树立的,在元宝村,没有一个人能像他这样受尊敬。

  2002年村换届选举的时候,他就提出不干了,但却敌不过村民的情意,继续留任。去年换届选举,他再次提出想退休,最终却以100%的支持率当选。村民告诉记者,他们不能让张宝金走,他们担心他走后元宝村的各项事业会出现倒退。

  村民们的担心不是空穴来风,虽然元宝村的各项工作欣欣向荣,但是村办企业最初的启动资金完全是个人入股,留给集体30%利润,是张宝金出于公心提议的。随着企业的壮大和张宝金的离开,这一做法能否持续?

  现在村里的许多企业都是两头在外,即加工和销售都在外面,如果不给村里利润,除了用工,这些企业和元宝村的关系并不紧密。现在元宝村的非农户几乎是农户的6倍,如果张宝金离开,村工业还会不会反哺农业,并支持村里的各项建设?村里的各项事业发展虽说都是经民主讨论通过,但很多关键决策都是张宝金在把关,他离开了,方向会不会走偏?

  能人张宝金,能否承担为“土改第一村”下一步的发展搭设一个新的制度框架的使命?或者说,制度创新的需要已经产生,但建设性的制度成果仍然孕育待产。

文章关键词: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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