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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不失时机改善关系 “葬礼外交”赐良机

http://china.toocle.com 2009年09月08日15:42 中国网 点此复制全文转载!
生意社2009年09月08日讯

  中苏关系经历短暂和友好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从六十年代开始一直处于对峙状态。这种状况到了八十年代初期开始出现了转机。

  二十世纪80年代初期,国际力量对比从70年代的苏公美守,转变为苏美之间互有攻守,各有得失,受其影响美苏对华政策也发生了变化。在中美就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进行的谈判陷入僵局,双边关系濒临倒退之际,苏联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于1982年3月24日在距中国边界只有几百公里的塔什干发表讲话,虽然称中国的现行政策中有许多不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东西,但他也表示苏联从不否认在中国存在着社会主义制度。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他还表示,苏联从未以任何形式支持“两个中国”的概念,过去完全承认、现在仍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的主权;苏联准备在任何时候就现存的边界问题进行谈判,就改善苏中关系的措施达成协议。

  勃列日涅夫在讲话是苏联对华政策的一个新动向。两天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对勃列日涅夫的讲话予以回应,表示中国政府注意到了这一讲话;中国政府不能接受勃列日涅夫对中国内外政策的攻击;在中苏关系和国际事务中,中国重示的是苏联的实际行动。中国虽然驳回了苏联对中国的攻击,但语气同样是非常缓和的,而且也没有排除改善两国关系的可能。

  8月间,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外交部苏东司司长于洪亮以巡视使馆工作的名义前往莫斯科。中国驻苏使馆把参加1979年中苏副外长级谈判的苏联副外长伊利切夫请到中国使馆,于洪亮一字不差地向苏方背诵了根据邓小平指示起草的1000多字的说贴。在说贴中,中方指出,中苏关系不正常状况已经存在许多年了,中苏两国人民都不愿看到这种状况长久持续下去。双方应当做出努力,使中苏关系走上正常轨道,并逐步建立起睦邻友好关系。中方建议,双方座下来平心静气地讨论,通过共同努力,设法排除妨害两国关系的障碍。从有助于改善两大邻国关系的一两个实质问题着手,推动其他方面关系的改善。

  1982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宣布了中国对外政策的调整。10月,中苏开始了第一轮磋商。中国在磋商中提出,苏联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在中苏边境和蒙古驻扎重兵,武装占领阿富汗,对中国的南部、北部和西部的安全构成了威胁,是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如果苏联确有改善两国关系的诚意,就应该采取行动,消除三大障碍。但是,苏联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称中方提出的要消除的三大障碍是对改善两国关系提出先决条件,并以涉及第三国利益为借口,采取拒绝讨论的态度。因此,在1986年举行第9轮磋商前,双方的磋商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在磋商进行的过程当中,两国关系的其它领域也开始松动,出现了良好发展的势头。中国利用苏联领导人去世的契机,开展“葬礼外交”,推动两国关系的改善。如1982年11月,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病逝,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致电吊唁,并派出了国务委员兼外长黄华作为中方特使参加勃列日涅夫的葬礼。在与苏联外长葛罗米柯的会晤中,黄华表示,妨碍中苏关系正常化的问题中,只要能解决一、两个,如促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就可以推动中苏关系的改善。

  1984年2月,苏共中央总书记安德罗波夫逝世,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致唁电,万里副总理率团赴苏志哀。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里耶夫同万里进行了较长时间的会谈,万里正式邀请苏联部长会议另一第一副主席阿尔希波夫访华,巧妙地利用阿在50年代曾是苏联在华专家领导的身份,而与中国的特殊关系在促成高层访问等方面实现了突破。

  一年后,苏联新任中央总书记契尔年科的葬礼,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和全国人大委员长彭真联名致电吊唁,参加葬礼的代表团由李鹏副总理率领。李鹏在会见苏联新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时,对戈尔巴乔夫“同志”就任苏联就任苏共中央总书记表示祝贺,祝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新的成就。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成为苏联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后,以逐步收缩的政策来削卸因长期扩张而给苏联积累的巨大负担,对于改善两国关系表现了比以前更积极的态度。邓小平立即抓住这一历史时机,亲自出面做出反应,在答比利时记者问时说,如果同时消除三个障碍对苏联有困难,可以逐步来消除,可以先从解决其中一个问题做起,对苏联比较容易做到的事是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如果能让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他愿意打破不再出国的决定,去莫斯科同戈尔巴乔夫会见。

  1986年7月28日,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讲话,在谈到苏联在亚太地区政策时说,苏联将在1986年底从阿富汗撤回6个团;正在同蒙古讨论从蒙古撤出“相当大一部分苏军”;表示可以按主航道中心线划分中苏界河上的边界线;“苏联愿意在任何时候和任何级别上同中国最认真地讨论建立睦邻局势的补充措施问题”。

  中国方面注意到戈尔巴乔夫总书记在海参崴讲话中就改善中苏关系所讲的一些话,对此我们予以重视,并表示欢迎。邓小平同美国记者谈话时在对戈尔巴乔夫的讲话表示谨慎欢迎的同时,明确表示:“我早已完成了出国访问的历史任务。”“如果戈尔巴乔夫在消除中苏间三大障碍,特别是在促使越南停止侵略柬埔寨和从柬埔寨撤军问题上走出扎扎实实的一步,”“我愿意破例地到苏联任何地方同戈尔巴乔夫见面。我相信这样的见面对改善中苏关系,实现中苏国家关系正常化很有意义。”

  在三大障碍逐步消除的基础上,中国外交张钱其琛于1988年2月对苏联进行访问。次年春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访华期间,双方就三大障碍的最后一个,柬埔寨问题达成协议。

  1989年5月15日,戈尔巴乔夫对中国进行了正式访问,并于中国领导人进行了会谈。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简单回顾了中苏两党历史,并提议对于中苏关系“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关于“结束过去”邓小平向戈尔巴乔夫讲了两点:一是中国历史上在列强压迫下遭受的损失,二是近几十年对中国的威胁来自何方。他说,从鸦 片战争起,列强侵略、欺负、奴役中国,“从中国得利最大的,则是两个国家,一个是日本,一个是沙俄,在一定时期一定问题上也包括苏联。”

  关于历史上意识形态争论,邓小平说,现在回过头来看,双方讲的都是空话,“这方面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虽然如此,我们从来没有忘记在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苏联帮助我们搞了一个工业基础。”“历史的帐讲了,这些问题一风吹,这也是这次会晤取得的一个成果。双方讲完了,就完了,过去就结束了。”

  戈尔巴乔夫表示,在不太久远的过去,在苏中关系的有些方面,苏联有一定的过错和责任,并赞同讲过去到现在为止。

  所谓开辟未来,就是总结几十年来中苏关系以及国际共运的历史教训,无论是50年代的中苏结盟,还是60、70年代的对抗都是不成功的,中苏应该确定一种新型的国家关系。在戈尔巴乔夫访华后发表的《联合公报》根据“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精神,确定了中苏新型国家关系的准则,标志着“中苏两国国家关系正常化。”

  中苏关系正常化不久,国际局势就经历了东欧转轨,苏联解体的巨大变化。中苏关系经受住了考验,《中苏联合声明》所确立的原则成为中俄关系的指导原则。这种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的新型关系逐步发展,进一步成熟,成为冷战后国家间关系的典范。(张清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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