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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六四到撞机:中美关系在峰与谷中激荡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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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意社2009年09月08日讯

  冷战的结束使国际局势发生了历史性转折。主导二战以来国际格局的两大阵营争夺以社会主义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巨变而终止;中美苏三角构架瞬间消逝,维系中美战略合作的苏联因素不复存在,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试图借机在全世界按照自己的构想建立一个“新秩序”。经历了十年的改革开放,正在逐步崛起的中国成为美国关注的焦点。中美双边关系因而进入了一个震荡、磨合和调整时期,危机不断,摩擦频发:“六•四风波”、“台海危机”、“炸馆事件”、“撞机事件”等,一次次将双边关系推到破裂的边缘,中美关系在在峰谷与峰顶之间不断起伏。但是危机的爆发,促使双方领导人不得不分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处理和化解这些危机,两国政府在危机中加强了沟通交流,增进了相互了解,并在此基础上化解危机,在双方的努力下,中美关系始终保持积极向前的发展势头,循着稳定、成熟的轨道前进。

  (一)“六四风波”

  1989年是国际风云变幻的一年,各种力量正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中重新分化与组合,国际形势因而动荡不安。中美两国面对即将结束的冷战世界,正在互相试探对方的立场,以调整两国关系。

  当年春夏之交,中国发生“六四风波”。美国政府,特别是美国国会对中国政府的政策横加指责,频频干预中国内政:美国驻华使馆允许并接受方励之夫妇寻求“避难”,直接干预中国内政;6月5日,美国总统布什宣布暂停政府间的武器销售出口、暂停军事领导人互访、考虑延长中国留学生逗留时间等五项制裁措施;6月20日,美国总统指示停止中美高层接触;6月29日和7月14日,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又分别通过制裁中国的修正案。受美国对华制裁的影响,其后20多个国家跟随对中国进行制裁。中美关系因此陷入1972年以来的最低点。

  面对国内动乱和中美关系的困境,中国政府坚决执行邓小平当时提出“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的方针,在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的同时,仍然高度重视中美关系。邓小平表示:“要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我们绝不能示弱”,但是要“同美国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这一方针,一天都没有动摇过”。

  在处理中美关系的过程中,中国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邓小平对来访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表示,“中国是真正的受害者。结束过去美国应该采取主动,也只能由美国采取主动。因为强的是美国,弱的是中国,受害的是中国。要中国来乞求,办不到。”钱其琛在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发表演讲时表示,中美关系“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但明确表示“解铃还须系铃人”,两国关系的恢复和发展“取决于美国政府的政策和行动”。

  对于像中美这样的两个大国,在当今相互依存的国际社会,想人为地割断已经非常密切的联系,互不交往,几乎是不可能的。在美国宣布对华停止一切高层交往不久,中美两国领导人就开始了接触。1989年7月美国总统布什的特使,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对中国进行了秘密访问。7月31日,钱其琛外长在参加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巴黎会议期间,同美国国务卿贝克举行了会晤。1990年11月30日,钱其琛外长应美国国务卿贝克的邀请,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在访问期间,钱其琛会见了美国总统布什、国务卿贝克等美国政府和国会领导人。双方认为,中美在许多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表示将共同努力,推动中美关系的恢复和发展。

  从1990年和1991年,钱其琛外长在巴黎、开罗、纽约等地同贝克国务卿多次举行会谈。1991年11月,美国国务卿贝克正式访问中国,双方就若干问题达成了一些协议和谅解。贝克访华时表示:“我这次来没有任何先决条件。我来本身就意味着取消了双方不进行高级接触的禁令。”“美国非常希望同中国就地区和全球问题进行合作,美中之间经济贸易合作的潜力很大。”

  虽然美国对中国的一些制裁项目,如高技术及其产品出口的限制仍然存在,美国对华贷款也没有恢复,而且后来随着双边关系的发展,美国又不断设置一些新的限制。但是,到1991年底,中美之间的高层接触已经恢复,中国与主要西方国家也走出了1989年“六•四事件”后所陷入的低谷,逐步恢复了正常。

  (二)台海危机

  台湾问题关系到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中美关系中最为敏感的问题。在中美关系平稳发展的八十年代,台湾问题并不是十分突出。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又频频伸出干涉台湾之手,提升了美台政治关系和对台军售活动,加大了对中国台湾问题的干涉。而以李登辉为首的台湾当局错误判断国际形势,抛弃一个中国的原则,在国际上图谋对外关系的突破和为追求台湾独立的所谓“扩大国际生存空”。

  李登辉成为美国一些反华势力借台湾问题干涉中国内政的一个有用棋子,一些美国国会议员鼓动促成台湾李登辉对美国的访问。对这些美国国会议员的此种行动,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乃至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夫都表示,“美国不同意台湾领导人访美,或搞所谓的‘过境外交’或‘度假外交’。”

  但是,在1995年5月2日美国众议院以392对0票通过无约束力的议要求美国政府同意李登辉访美,以及5月19日美国参议院以97比1票又通过类似的议案后。5月22日,美国政府出尔反尔,同意李登辉到康奈尔大学访问,但表示其访问纯属私人性质。

  但是,李登辉将这次访问美国当作其分裂国家,推行其“台 独”计划的千载难逢的机会,在访问美国期间大肆兜售其“台 独”主张。针对美国政府出尔反尔,违背其在两国关系中的承诺的作法,中国副总理兼外长钱其琛约见美国驻华大使,向他提出正式的强烈抗议,并采取了一些具体的措施:中断海军司令员张连忠上将正在对美国的访问,并立即回国;正在访美的国务委员李贵鲜立即改变从旧金山飞往华盛顿的访问计划,就地待命(后终止对美的访问,前往加拿大访问);推迟包括中国国防部长迟浩田在内的一系列对美访问。6月21日,中国驻美大使李道豫回国述职。恰在此时,美国驻华大使任期届满回国,而新大使又未到职。中美建交后第一次出现双方在对方首都无大使的局面。舆论普遍认为中美关系降到了两国关系的最低点。

  这一摩擦发展到1996年3月达到顶峰。为了反对美国对中国内政的干涉,遏止“台 独”势力,中国人民解放军于1995年7月、8月和1996年3月在台湾附近海域进行了导弹试射和军事演习。在第二次演习期间,美国还派出“独立号”和“尼米兹号”航空母舰到台湾海峡,向中国炫耀武力。

  中美在台湾海峡的对峙被称为又一次台湾海峡“危机”。中国政府向美方的严正交涉和军事行动,用事实向美国传达了一个信息,那就是,“我们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我们下定了这个决心。万一出现了分裂祖国的局面,不管是来自境外的敌对势力,还是台湾本身的分裂主义势力,我们可能不可避免地要使用非和平方式。”

  两次军事演习之后,美国政府更进一步认识到台湾问题的敏感性和中国政府在处理内政台湾问题上的坚定的立场。1996年7月8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莱克受命访华,同中国官员就中美关系问题进行会谈。在11月的亚太经合组织马尼拉非正式首脑会晤期间,克林顿总统再次明确向江 泽民主席表示:“孤立”、“对抗”、“遏制”都不是美国的对华政策,只有“建设性接触才是美国唯一的对华政策。”

  1996年11月再次当选总统的克林顿在一次讲话中说:他在第二个任期中将加深同中国的接触。在其后的一段时间里,美国政府领导人多次重申中美三个公报的原则,明确表示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等由主权国家参加的国际组织,不支持“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政策。在美国朝野对华政策辩论的嘈杂声中,美国政府又重新回到原来的立场,强调保持对华正常接触的重要性。

  (三)炸馆事件

  苏联解体后,美国的霸权主义行径有了更多的表现机会。在美国的主导下北约逐步由“防御性”的军事集团转向对外干涉的军事集团,不断寻找新的战略目标。一直被称为欧洲火 药桶的巴尔干地区成为北约新战略的一个试验场。

  南斯拉夫解体后,巴尔干地区各种政治利益和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民族冲突所引发的战乱不断,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1999年3月24日,北约在没有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以“消除人道主义灾难”的借口,开始了对对南斯拉夫联盟进行空中打击。这一行动一开始就遭到包括中国在内许多国家的强烈反对。

  更为恶劣的是,在对南进行轰炸期间,美国轰炸机于5月7日用精确制导炸弹袭击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造成3名中国记者死亡,20多名使馆工作人员受伤,使馆馆舍严重破坏。世界舆论也为之哗然,美国的行径引起中国人民极大愤慨,在中国国内也引起了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野蛮暴行的游行示威,一时间群情激奋,中美关系再次被推向危机的边缘。

  中国政府向美方提出最强烈抗议。5月10日,中国外长唐家璇向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提出四点严正要求:公开、正式向中国政府、中国人民和受害者家属道歉;对北约导弹袭击中国驻南使馆事件进行全面、彻底的调查;迅速公布调查的详细结果;严惩肇事者。同时,中国政府决定:推迟中美两国高层军事交往,推迟中美防核扩散、军控和国际安全问题磋商,中止中美之间的关于人权问题的对话。

  在中国政府的严正要求和国际社会的压力下,美国总统表示,这是一起并非故意制造的不幸事件。美国总统和国务卿通过多种渠道在多种场合通过多种方式向中国政府和人民表示道歉。6月16日,美国政府派副国务卿皮特林到中国解释说,轰炸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是“悲剧性误炸,其原因是由于美国政府的有关部门在定位方面的失误,美国数据库存在缺陷;有关部门在审查过程中又没有能够纠正这两项失误。

  在中国政府的坚决斗争下,7月25日,中美两国政府之间就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使馆造成的中方伤亡人员赔偿问题达成协议:美国向中方支付450万美元的赔偿金。1999年12月,中美就美国轰炸中国驻南使馆赔偿问题达成协议,美国政府将向中国政府支付2800万美元,作为对美国轰炸中国驻南大使馆所造成的损失的赔偿。

  此后,美国又于2000年4月向中国通报对炸馆事件责任调查结果,说美方已经对美国中央情报局8名人员进行惩处,其中一人已被解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对此通报指出,美国的解释是难以令人信服的,“误炸”的结论也是中国人民所不能接受的,要求美国政府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重视中方的要求,进行全面彻底的调查,严惩肇事者,并向中国政府和人民做出满意的交代。

  9月11日,江 泽民主席与克林顿总统在新西兰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七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举行会晤,双方就恢复和发展两国“面向世纪的建设性关系”达成新的一致意见,炸馆事件所引起的危机再次被化解。

  (四)撞机事件

  受美国大选和政府换届的影响,中美关系存在一个周期性的规律:每次美国新政府上台后,中美关系就会经历一个过渡调整期,新政府往往执行强硬的对华政策,而后再逐步调整,恢复到原来的政策。这一周期律在2001年小布什总统上台之初表现得尤为明显。

  小布什在竞选总统的过程中就指责克林顿政府把中国当作“战略伙伴”的对华政策。上台后,小布什政府执行了一条被称为“与克林顿对着干(ABC,anything but Clinton)的政策”,奉行单边主义,也引发大国关系的紧张。在对华政策上,他把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者”,提高向台湾出售武器的规模和性能,加大对中国的军事巡逻,终于造成了冷战后中美关系的另一个危机。

  2001年4月1日上午9时7分,美国一架EP-3型军用侦察机在海南岛附近海域上空对中国进行侦察时,与对其进行跟踪监视的中方F-8II战斗机相撞,造成中方飞机坠毁,飞行员王伟跳伞后失踪。随后美机未经许可降落在海南岛陵水军用机场。

  外交部部长助理周文重、驻美大使杨洁篪、外交部发言人等均提出严正交涉与抗议。中国政府明确要求美方就美飞机撞毁中方飞机并侵犯中国主权和领空的行径向中国政府和人民做出解释,向中方道歉,承担全部责任,并有效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但美军太平洋总部首先公开发表声明,否认美方责任。布什总统发表声明,要求归还人机,但不承担责任。国务卿鲍威尔拒绝就美侦察机撞毁中国军用飞机一事道歉。美国海军派遣3艘军舰前往南中国海,炫耀武力。中美关系再次遇到危机。

  在中国政府的斗争和中国人民的强大压力下,美国不得不做出退让。美国政界对事件的描述从“意外”(accident)到“不幸”(unfortunate)和“悲剧”(tragic);提出要求的口气逐步淡化,从“要求”(demand)“迅速”(prompt)放人还机改为“是时候了”(It is time);对事件态度也勉强发展至“regret”、“sorry”以及“very sorry”,不道歉但表示遗憾。布什总统也公开表示对中国飞行员失踪的“遗憾”。

  11日下午,美国驻华普理赫向唐家璇递交致歉信,表示对对中方飞行员失踪和飞机坠毁非常抱歉(very sorry),并对其飞机“未经口头许可而进人中国领空并降落表示歉意”。有鉴于美国的态度,中国确立了先放人后放机的解决方案,先同意24名美国机组人员返回美国。直到6月至7月,中美双方经过多轮谈判后,中方拒绝了美国提出的整机飞回美国的要求,同意其将飞机拆解运回美国,美方在支付3.4万美元的停留费用和运离费后,将美国飞机拆解运回美国。这一危机得以解决。

  中美关系中的危机事件总体上反映了中美两国在国际形势风云变幻的环境下相互调整和适应的过程。这些危机的爆发都使双方政府不得不高度重视双边关系。两国领导人在处理这些危机的过程中,均保持冷静,平衡各方意见。这些危机的最终解决说明,中美在主观上重视对方,愿意保持双边关系的良好发展势头;在客观上需要对方,共同处理双边和多边的问题以实现各自的国家利益。通过对这些危机的处理,中国正在逐步习得危机管理的重要经验,形成了处理国际危机的经验和机制,中美关系通过这些危机更稳定了,经过这些危机考验的中国外交也更成熟了。(褚颖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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