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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山下乡运动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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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意社2009年09月09日讯

  “北京传来大喜讯/最新指示照人心/知识青年齐响应/满腔豪情下农村/接受工农再教育/战天斗地破私心/紧跟统帅毛主席/广阔天地炼红心。”这是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最新最高指示”在敲锣打鼓鞭炮声中发表后,《人民日报》在一篇通讯中提到“从昨夜到今天,全国各大城市、中小城镇以及广大农村的革命群众和解放军指战员,一片欢腾”,“在欢腾的海洋里人们写出了热情洋溢的诗歌”中的一首。

  这段“最新最高指示”是什么呢?“毛主席最近又一次教导我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于是从乌苏里江畔到天山脚下,从阴山漠北到澜沧江两岸,1623万知识青年奔向那里,在“广阔天地”农村插队落户,开始了史无前例的“上山下乡”运动。

  五十年代前奏:正常秩序下的劳动就业政策

  其实知青上山下乡出现在五十年代。当时,“新中国成立的时间还短,还不可能马上就完全解决城市中的就业问题。如果国家用分散经济力量的方法把每个人的职业都包下来,那么,工业的发展就要受到挫折。必须指出,家在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生中有一部分人目前的就业问题是有一定困难的”。“农业生产对于中、小学毕业生的容纳量是十分巨大的,现在需要量很大,以后的需要量更大”(《人民日报》社论《必须做好动员城镇中、小毕业生从事生产劳动的工作》)。1956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写道:“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山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这里,已经把城镇知青参加农业生产概括为“下乡上山”。以后,这一提法逐年沿用下来,成为城镇知青参加农业生产的一个习惯用语。

  1956年9月,毛泽东发出了号召:“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1957年4月,刘少奇在《人民日报》社论《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中,更加明确地指出:“就全国说来,最能够容纳人的地方是农村,容纳人最多的方面是农业。所以,从事农业是今后安排中小学毕业生的主要方向,也是他们今后就业的主要途径。”所以,知青上山下乡的起初出发点,是试图把解决城镇剩余劳动力问题和改变我国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状况结合起来,在农村、边疆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就业路子。它的范围主要是部分未能升学、就业的城镇中、小学毕业生和一些自愿从事劳动和参加边疆建设的青年。

  那个年代“上山下乡”的主要表现是集体组织知青到边疆去垦荒。开发北大荒就是这样开始的。1955年8月9日,北京市石景山区西黄乡22岁的共产党员、乡长兼团支部书记杨华和李秉衡、庞淑英、李连成、张生等5位热血青年,联名向共青团北京市委递交了一份申请书,请求“批准我们发起组织一个北京市青年志愿垦荒队到边疆去开荒,使我们能够为祖国多贡献一份力量”。北京团市委在众多报名者中选了60多名优秀青年?组成“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9月4日,垦荒队到达黑龙江省萝北县凤翔镇南二十里的团结村,建立了全国第一个垦荒点。“又是兔子又是狼,光长野草不长粮”的荒凉北大荒,燃起了第一堆志愿垦荒的篝火。9月10日,“面对着祖国的河山,脚踏着边疆的荒地,背负着人民的希望”,他们每一个人庄严宣了誓:“倘若我违背了自己的誓言,辜负了党的领导,我愿意受集体的制裁;我一定要全心全意实现我的誓言!”1955年2月,国民党军队撤逃时,掳掠走了浙江省的大陈岛上下两岛全部居民,造成“大陈浩劫”。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号召“建设伟大祖国的大陈岛”,200多名浙江温州、台州优秀青年上岛重建大陈。

  从1955年下半年到1957年,北京、天津、上海、湖北、山东、浙江、哈尔滨等省市先后组织了50多批约37000多人参加远征垦荒。一块块荒原被开垦,对扩大就业、支援边疆和农村建设,无疑起了积极作用。当时政策比较稳妥,知识青年思想也较安定,并且出现了邢燕子、“燕子突击队”和董加耕、侯隽等典型人物和先进事例。“邢燕子,榜样好/青春献农村/青春永不老……司家庄变成鱼米乡/燕子结成队,奋飞过长江。”(郭沫若《赞邢燕子》)

  但是历史不只是激情,知青上山下乡是与一定的历史条件联系在一起的。由于当年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生产关系过于简单化,在劳动制度上,所有城镇劳动力都由国家统包统配,劳动就业的出路越来越窄。其次,长期忽视计划生育,造成人口比例失调,城市人口自然增长率很高,城市里每年不断产生大量新生劳动力,需要就业,就业难的矛盾更趋突出。这样,动员城镇青年上山下乡便成为一项长期的艰巨的任务。再次,六十年代初,为了调整国民经济,党中央决定大量精减职工,减少城镇人口,知青上山下乡的举措就更显必要,成为调节配置城乡劳动力的重要一环。但是随着各种历史因素的转换,特别是由于处于“文化大革命”的特殊历史条件下,知青上山下乡的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被扭曲的变化。

  六、七十年代高潮:非常时期的政治运动

  1966年,毛泽东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刚刚建立起新社会秩序的中国陷入“继续革命”的动荡之中。社会生活突然变得不可思议、乱七八糟。知青的上山下乡发生了两大突变:一是乘着“祖国山河一片红”的“大好时机”,1955年以来到广阔天地去的成千上万的知青,迅速融入了造反的行列,回到了动荡不安的城市;还有一部分知识青年因有实际困难,不满下乡后的待遇而到处上访、请愿,要求回城工作,长期滞留城市。二是1966、1967、1968年三届初中、高中毕业生即所谓“三届生”积压在学校“闹革命”,大量地转化为城镇剩余劳动力。终于在1968年爆发了数以千万计的中学毕业生需要就业的严重问题。这种极不正常的社会现象与“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局面混合在一起,其性质远远超出了劳动就业的范畴,使得社会动乱更加严重,局面更加难以收拾,成为“文化大革命”“由乱到治”必须解决而又无法用正常方式解决的一个严重问题。于是在1968年下半年,系列“最新最高指示”先后出台:“我们提倡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主要的是到农村去……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伟大领袖一声号召,全国再次掀起了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热潮。这股洪流中,裹挟的不仅有数以百万计的大学生、中专生、高中生、初中生、小学生、社会青年,还有成千上万的城镇居民、医务人员、文教人员、国家干部,以及受到运动冲击的被专政对象,等等。从一望无际的北大荒原野到孔雀开屏的西双版纳,从天山南北的戈壁绿洲到南疆海岛的橡胶林场,到处都有他们的身影和足迹。到1970年5月,全国已有500多万知青上山下乡。

  但这时的知青上山下乡已演变成为一场政治运动,与以往的知青上山下乡有着根本的区别。

  由于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的发展,阶级斗争成为青年的“一门主课”,要在“革命大风大浪中培养和造就接班人”,“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把同工农相结合,作为“再教育根本途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被认作“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战略部署,是“防修反修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根本途径”。一言以蔽之,在“继续革命”理论的指导下,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已成为改造青年、“反修防修”的政治运动。

  下面载录二则小故事,不妨管中窥豹,以见当年之一斑。

  ——在六十年代曾出过邢燕子、侯隽、张秀敏等典型人物的天津宝坻县,当五千多名京、津等地知青陆续来到这里时,学的第一篇文章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上的第一堂课是今昔对比、忆苦思甜;吃的第一顿饭是忆苦饭;办的第一件事是认门认人——认清贫下中农和地富分子的住处,认清谁是四类分子;随即是活学活用“老三篇”,把讲“三史”——村史、家史、革命斗争史和开“三会”——讲用会、报告会、谈心会活动定为制度。地富分子对知青的生活关心和接触,均被视为阶级敌人在和贫下中农争夺接班人的反动行为,成为阶级斗争的活教材。

  ——在吉林省双阳县一面山大队的再教育过程中,出现了一件“防腐衣”的故事:知青小潘劳动中将一件衣服磨破了几个洞,便赶快回家换了件衣服;一起干活的老贫农认为她思想有问题,当晚就找她谈心,共同学习“红宝书”,并对她说:“衣服磨破了洞,补上了照样可以穿,如果思想上出了毛病,那就要走邪路了。”从此她就坚持在劳动和学习中都穿着那件打补钉的衣服,衣服洗得褪白了,补了很多补钉,她说:“衣服上多补了一块补钉,就增加了一分抗拒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的能力。”这一件事当时一本正经地被作为再教育的成果作了报道。

  在如此被扭曲的时代背景下,上山下乡被演绎成政治运动,于是呈现出这样一些异常的情况和特征:

  其一,一轰而起,没有长远的整体规划,下乡知青的食宿等生活根本问题得不到解决。1968年底开始的两年中,有400多万大中城市的“老三届”毕业生下到农村和边疆。规模之大,人数之多,在历史上是空前的。大批知青下去以后,产生了许多问题。很多青年在生活上长期不能自给,在口粮、住房、医疗等方面存在一系列困难。安徽全省的下乡知青中,约有30—40%生活不能自给,极少数人连口粮的钱也挣不回来。上海知青插队在安徽的平均有80%生活不能自给,其中在淮北地区90%不能自给,在江淮地区80%不能自给,在皖南地区有70%不能自给。知青长期没住处,过不了冬,只好猫在城里。武汉市有些地区,国家拨给知青每人230元安置费中,有100元供解决住房问题,不够用。国家拨下知青用款,许多生产队没有专款专用,认真解决住房问题,有的知青只得住仓库、牛棚。更令人发指的是,有些地方的基层干部违法乱纪,任意捆绑吊打下乡青年;个别社队的干部社员,对女知青诱婚、逼婚甚至持刀逼奸,手段十分恶劣。

  “在山区,孩子终年参加农业劳动,不但口粮不够吃,而且从来不见分红,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下饭的菜吃光了,没有钱去再买;衣裤在劳动中磨破了,也没有钱去添置新的;病倒了,连个请医生看病的钱都没有。他日常生活需要的开销,更是没钱支付。从1969年起直迄于今,孩子在山区务农以来,他生活中的一切花费都得依靠家里支持;说来见笑,他风里来,雨里去辛劳种地,头发长了,连个理发的钱都挣不到……”1972年年底,福建莆田知青家长、小学教师李庆霖“在呼天不应叫地不灵的艰难窘境中”,只好大胆地冒昧写信给毛泽东“告御状”。1973年4月25日,毛泽东复信:“李庆霖同志: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1976年2月,毛泽东再次在一份反映知青问题的信上批示:“知识青年问题,似宜专题研究,先作准备,然后开一次会,给以解决。”可是直到他逝世,也未“解决”。

  其二,把知青上山下乡上纲到“愿意不愿意上山下乡,走不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忠不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问题,是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彻底决裂,同资产阶级‘私’字彻底决裂的具体表现”高度上。于是在动员过程中,有的地方采取了强迁户口、断绝口粮、给家长办“学习班”和停发工资等强行措施。“四人帮”则更别有用心地把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推向极端,使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为一个极其敏感的政治问题。

  其三,由于不切实际地要求知青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改造世界观,就将他们下放到生产和生活条件都很差的地方,吃菜、用煤都要从原动员城市运去。国家、单位、家长平均每年为一个知青花费一千元,给濒临崩溃的“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经济社会秩序带来十分沉重的压力。

  此外,还冒出一些带有极浓“文革”色彩的社会怪现象。如“白卷英雄张铁生”(插队辽宁锦州市兴城县白塔公社),1973年6月底参加了兴城县考区的文化考查,眼见录取无望,便孤注一掷,在理化考卷背面抄录了事先准备好的一封信,说什么“在这里,我没有按要求和制度答案(算不得什么基础知识和能力),我感觉并非可耻”,发泄对文化考查的不满,实际上希望给予照顾。结果此人成为江青等人投向力抓教育的周恩来的石头,一跃而为家喻户晓的“教育革命闯将”。再如柴春泽,则是另一类知青的典型,即保持了红卫兵式的政治狂热,高喊冠冕堂皇的革命口号。他在赤峰市中学毕业后,到艰苦的翁牛特旗插队落户。他的父亲是经历过战争年代的干部,要他不要错过一个招工机会,这使他“很不平静,觉得父亲思想上的反复,在一些家长中间很有代表性”,便按照共产党宣言的“革命原理”,“怀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以新型的父子关系去对抗传统的父子关系”,成为“敢于同旧传统观念决裂的好青年”(《人民日报》标题语),在知青中掀起又一轮“扎根”、“决裂”的浪潮。

  七十年代末尾声:阿克苏上海知青回城风潮

  七十年代末,参加全国各生产建设兵团、国营农场和上山下乡插队农村的知青,相继掀起声势浩大的“回城风”。这股风潮很快卷向新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腹地。

  尚在六十年代初,作为中国知青前驱,上海十万知青响应号召,满怀政治热情,行程万里,来到南疆重镇阿克苏,参加新疆建设兵团屯垦戍边,把自己爱情、青春与鲜血献给开发西部边疆的壮丽事业。倪素梅(新疆建设兵团副政委)、薛惠芬(全国“三八红旗手”、“种稻状元”)、辛德益(新边塞诗派代表诗人)等这些精英的名字像普罗米修斯的火炬一样永远闪亮在大漠深处。

  但广大知青的归宿又如何呢?随着这股“回城风潮”,1979年春,以阿克苏地区为主的“上海青年联合委员会”(“上青联”)上访北京,要求返回上海,僵持了40多天。7月间再次罢工,上访北京。1980年11月,阿克苏终于爆发了万人请愿运动,他们打出白幛、白幡,上书“活着回上海,拼将余生献四化”、“死在阿克苏,誓洒热血换户口”等标语。他们游行示威、绝食抗议,在市中心用高音喇叭播《思乡曲》,甚至还搬来三口白皮棺木,迫使这个边城的机关停止办公,行政工作无法运转。这年12月,“上青联”策划组织8辆大篷车向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进军”,但出发不久后就在拜城发生了车祸,车毁人亡。事件震动北京。12月25日“上青联”头头被收容监禁,军队管制军垦14团,事态逐渐平息。

  最后,13000多名上海知青终于按政策回到上海。一度身陷囹圄的几位“上青联”头头也回到社会,此后在市场经济大潮中一显身手。

  对于新疆军垦支边的上海知青的历史是非,尚需时间留待后人评述,但当年赴阿克苏处理事件的国家农垦总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济民有一段十分中肯的话:“这批上海青年,在六十年代初,响应祖国的召唤,挺身而出,奔赴新疆,屯垦戍边……他们把自己最宝贵的年华贡献给了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事业,他们不愧为一代英雄的青年。但是,新疆兵团多年来在生产、生活等方面确实也存在着不少问题亟待解决,还由于这批上海青年在身体、家庭等多方面的原因,他们在那样的背景下提出回上海的要求,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历史回音

  “文化大革命”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给我国经济社会带来了深远的负面影响。

  其一,加重了“人才深谷”现象。据有关部门统计,“文化大革命”中,我国少培养了100多万名大专毕业生和200万名以上的中专毕业生,致使我国在现代化建设中一度人才奇缺。由于“文化大革命”中断教育,摧残知识和知识分子,而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更加剧了“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教育中断,使得后果更加严重。1968年至1978年,全国上山下乡的知青共达1623万,这些人中的一部分人即使又获得了学习的机会,因大多数人只有相当于初中甚至还不到初中的文化程度,文化基础很差。“读书无用”论使学生丧失了学习的积极性,长时间来教育质量下降。所有这一切拉大了我国与正处科学技术革命中的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增加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其二,造成了国家在经济上的严重损失,加深了知青就业问题的复杂性和严重性。“文化大革命”期间,国家和企、事业单位为了安置知识青年,财政支出共达一百多亿元。1979年的知青返城潮又造成就业高峰,给百端待举的国民经济增加了压力。

  其三,给部分安置知青地区的农民在经济上带来损失(知青与农民争土地、争工分和争口粮),给大部分知青家长造成经济上、思想上很大负担,成为不利于社会安定团结的一个因素。以后知青在升学、返城等问题上又出现诸多不正之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其四,给知识青年在思想、文化、个人生活等方面带来许多不幸。他们正处在人生黄金时代,却丧失了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成为在文化、学识上准备不足的一代人。他们在若干年后返回城市的工作和生活中,一切都要重新开始,重新奋起,不断地拼搏、开拓。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困境中过早地丧失了生活热情和工作责任感,社会怎能责怪他们?一个时期里一部分人发生“信仰危机”,其中的一个社会原因也就在于此。

  作家冯牧说:“广大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少年,为这场狂热的运动所付出的代价,是过于沉重了”。“他们当中的意志坚强和体力坚强者,在某种机遇中,也可能冲破困难,自学成才,在生活的激流中有所成就……幸乎,不幸乎?”

  当然,知青上山下乡所作出的一些贡献是不应忽略和抹煞的。他们十几年如一日地在新疆、黑龙江等边远和不发达地区,创办起、建设着诸如北大荒北京庄、江西共青垦殖场、湘潭红旗农场、株洲知青林场等许多场队,将留迹史册。对于他们在艰苦的环境和国家民族所处的逆境中作出的贡献,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文章关键词: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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