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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寅初“人口论”遭批判始末

http://china.toocle.com 2009年09月10日11:00 生意社 点此复制全文转载!
生意社2009年09月10日讯

  1953年,中国大陆进行了历史上第一次人口普查,结果表明,截止到1953年6月30日中国人口总计60l,938,035人,估计每年要增加1,200万人到1,300万人,增殖率为20‰。

  这次人口普查引起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的注意,他对人口普查的结果表示怀疑。因为这次人口普查是采取抽样调查的方法,即将出生率减去死亡率得出实际增长率。马寅初认为这种调查方法不能概括全貌。据他了解,仅上海一地的人口净增长率就是39‰,能否用一个简单的算术公式就能说明中国的人口增长率为20‰呢?

  马寅初经过三年的调查研究发现,中国人口的增长率是每年增长22‰以上,有些地方甚至到达30‰,这实在是太高了。如此发展下去,50年后,中国将有26亿人口。由于人多地少,恐怕连吃饭都成问题。于是,他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写成“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一文。1955年7月,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召开,马寅初将写好的文章作为发言稿,交人大代表浙江小组讨论征求意见。马寅初曾描述过当时的情况:“小组会上除少数人外,其余的代表们好多不表示意见,好多不同意我的看法,且竟有人认为我所说的是马尔萨斯的一套,也有的认为说话虽与马尔萨斯不同,但思想体系是马尔萨斯的。虽然他们的意见我不能接受,但我认为都是出于善意,故我自动地把这篇发言稿收回,静待时机成熟再在大会上提出来。”

  9月,周恩来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为了保护妇女和儿童,很好地教育后代,以利民族的健康和繁荣,我们赞成在生育方面加以适当的节制。”马寅初看过报告后非常兴奋,他认为节育问题被中共中央提上了议事日程,看来可以公开谈论控制人口的问题了。

  1957年2月,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马寅初再一次就“控制人口”问题发表了自己的主张:“我们的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如果不把人口列入计划之内,不能控制人口,不能实行计划生育,那就不成其为计划经济。”马寅初的发言当即受到毛泽东的赞赏。他说:“人口是不是可以搞成有计划地生产,这是一种设想。这一条马老讲得很好,我跟他是同志,从前他的意见,百花齐放没有放出来,准备放,就是人家反对,就是不要他讲,今天算是畅所欲言了。此事人民有要求,城乡人民均有此要求,说没有要求是不对的。”毛泽东还特别注意到,积极倡导计划生育的邵力子就坐在马寅初身旁,似乎是在表示对马寅初的支持。毛泽东一语双关地笑着说:“邵先生,你们两人坐在一起。”邵力子和马寅初听毛泽东这么一说,互相看了看,也开心地笑起来。

  3月,在全国政协第二届第三次会议上,邵力子就计划生育问题做了长篇发言。他强调指出,现代人在生活、学习、工作等方面都可以有计划,在生育方面也必须有计划。他针对卫生部严格限制人工流产规定,提出“不造成以法令或权力限制人工流产”,建议修改婚姻法第四条“男20岁,女18岁,始及结婚”的规定,主张提高结婚年龄,宣传迟婚。他还主张大力向农村推行节育工作,不要对持久性避孕手术进行限制,等等。邵力子的发言,立即得到医学专家钟惠澜的支持。同时,也得到马寅初的大力赞同。但是,马寅初在计划生育采取什么方法的问题上却与邵力子有一点分歧。他们都主张避孕和推迟婚龄,但马寅初坚持反对人工流产。他认为有比人工流产更好的办法。这就是“最好是一对夫妇只生两个孩子,对只有两个孩子的父母加以奖励,而对超过两个孩子的父母要抽税”。

  4月27日,马寅初在北京大学大饭厅发表人口问题的演讲,这是他1949年后第一次公开的学术演讲。在讲演中,马寅初讲述了几年来调查研究的结果。他怀着忧虑的心情说:“解放后,各方面的条件都好起来,人口的增长比过去也加快了。近几年人口增长率已达到30‰,可能还要高,照这样发展下去,50年后中国就是26亿人口,相当于现在世界总人口的总和。由于人多地少的矛盾,恐怕中国要侵略人家了。要和平共处,做到我不侵略人家,也不要人家侵略我,就非控制人口不可。”这句话,很快就传到了毛泽东的耳朵里,毛泽东见到马寅初时,严肃地对马寅初说:“不要再说这句话了。”马寅初也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马上写了一张大字报,贴在北大校园里,公开做了自我批评。后来,他在撰写《新人口论》时,就确实没有再提出上述观点。6月,马寅初将《新人口论》作为一项提案,提交一届人大四次会议(全文发表于7月5日《人民日报》),这篇文章从10个方面论述了为什么要控制人口和控制人口的重要性与迫切性,以及如何控制人口等问题。

  然而,这时一场由毛泽东亲自发动和组织领导的波澜壮阔的反右斗争,已经开始席卷全社会。马寅初当然也被波及,有人说他是借人口问题,搞政治阴谋,也有人说《新人口论》是配合右派向党进攻……,在这场扑面而来的急风暴雨中,马寅初弄不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几个月前计划生育问题刚刚受到毛泽东的赞扬,而现在却又受到人们的批判……

  实际上毛泽东对于人口多一些好还是少一些好,内心一直是矛盾的。直到“大跃进”开始,粮食卫星飞上天,毛泽东的思想才确定下来,毛泽东说:“现在看来,搞十几亿人口也不要紧。”

  此时,马寅初并不清楚,他的理论已经面临着最高决策层的挑战。陈伯达在北京大学举办60年校庆的大会上,就指名道姓地说:“马老要为《新人口论》做检查。”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八届二次会议上作报告时,也不点名地批判了马寅初。

  7月9日,毛泽东召见邵力子、陈叔通、黄炎培、章士钊、李济深、张治中等党外人士,听取他们对“大跃进”的意见。为遭到批判的马寅初而担忧的邵力子,并未因此而放弃自己的主张,他抓住时间向毛泽东进言,希望毛泽东支持节育,毛泽东坚持自己的观点说:“人口问题,目前还不严重,可以达到八亿时再讲人口过多。”但又应付了一句:“但对计划生育,仍应实施”。

  毛泽东此时正陶醉于各地大放高产卫星的喜悦之中,以为事实再一次证明了他的英明预见,“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

  而此时的马寅初面对对他不公正的批判却变得愈加冷静。他认定自己的理论是正确的,并于5月9日和7月24日—31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再谈我的平衡理论中的‘团团转’理论》和《再谈平衡论和团团转》两文,但马寅初也并没有认为自己的理论已经十全十美,所以,从8月开始,他多次走出校门,到外地搞调查,以求证实和完善自己的理论。

  1959年,庐山会议后,全国再次掀起批右高潮。周恩来特意约马寅初谈了一次话,劝马寅初不要过于固执,从大局着眼,还是写个检讨好。别人劝马寅初,马寅初还可以不放在心上,周恩来劝马寅初,马寅初就不得不认真对待了。

  这次谈话后,马寅初仔细地对《新人口论》进行了梳理,看看是否真有什么错误。但梳理的结果,证明并没有错。他仔细阅读了报刊上发表的批判他的文章,对这些文章的主要观点一一进行反驳,又写成5万余字的《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一文,文章的后面还有两篇附带声明,其一是“接受《光明日报》的挑战书”,其二是“对爱护我者说几句话并表示衷心的感谢”。马寅初将手稿送到《新建设》杂志编辑部,要求尽快发表。

  马寅初的倔强是出了名的。马寅初常对人说:“言人之所言,那很容易,言人之所欲言,就不太容易,言人之所不敢言,就更难。我就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敢言。”

  《新建设》杂志编辑部收到马寅初的文稿后,不敢擅自作主,将文稿送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央理论小组审阅。当时任中央理论小组组长的是康生。

  康生是靠整人起家,善搞“莫须有”的老手,有两种人他是绝不放过的,一种是对他的政治前途有影响的人,一种是可以为他的政治生涯铺路的人,马寅初当然就属于这后一种的人。

  自从毛泽东发动“大跃进”以来,对人口问题有过多次论述,特别是毛泽东在上年8月讲“人口的观念要改变”,康生就一直等待机会,当他看到马寅初的文章和附带声明中的:“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就大发其火,决定向马寅初动手了。

  10月24日,康生召集理论界和有关报刊负责人开会,部署对马寅初的全面批判。他得意地说:“马寅初送给《新建设》的文章,原来我担心他会把辫子藏起来,改变观点。现在看全部未变,他的观点暴露出来了,有辫子。对马寅初过去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文章进行批判,没有正规地搞,《人民日报》没有搞,还没有正规战,只是游击战。现在他挑战,应当应战。”

  他还要《新建设》赶快把这篇文章登出来。一次全文发表,而且要快发表。为了掩盖他的鬼魅之心,他还布置对党外先不要讲“批判。”

  11月初的《新建设》全文刊登了马寅初的文章,发表编者按。12月初就组织大批判。康生指使说:“批判他的文章不一定多,份量要重,可以和他过去的理论联系起来批判。马寅初是一个代表,要花点功夫把他的经济理论看看。不要说他胡说八道,资产阶级学者就是这个水平。”还指示,“北京市委、中央宣传部要考虑:马寅初还当不当得成北大校长?批判完了要准备换人。可以尽量揭露,不要给他戴错帽子,但是适当的帽子不可不戴。”

  马寅初的文章发表后,报刊上就开始发表批判文章,北大也组织了“批马”座谈会。一天,康生亲临北大座谈会现场,听到发言者都不能击中要害。他越听越觉得有必要“定个调子”加以引导,于是他打断别人的发言说:“马寅初曾经说过,有人说他是马尔萨斯主义者,但他不同意。他说马尔萨斯是马家,马克思也是马家,而他是马克思的马家。我看这个问题,现在是该澄清的时候了。我认为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毫无疑问是属于马尔萨斯的马家。”在康生的直接指挥下,北京大学掀起了围剿马寅初的高潮。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布满了北大校园,连马寅初的住宅燕南园36号也贴满了大字报。全校的批判会连续不断,语言越来越粗暴,帽子越扣越大。对此,康生还不满意,12月23日,康生以个人名义给理论界和有关报刊负责人写了一封信,指使他们:“在批判《新人口论》的时候,要学习毛主席的六评白皮书,特别是《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要像批判美帝国主义分子艾奇逊那样来批判马寅初。”

  面对来自全国上下的文攻谩骂和政治高压,马寅初胸怀坦荡,无所畏惧。他幽默地说:“有的文章,说过去批判我的人已经把我驳得‘体无完肤’了,既然是‘体无完肤’,目的已经达到,现在何必再驳呢?但在我看来,不但没有驳得‘体无完肤’,反而驳得‘心广体胖’了。”马寅初的幽默毕竟还带着一些苦涩,为什么一个学术问题带来的不是友好的讨论,而是敌意的谩骂。

  在马寅初受到批判围攻时,就有人暗示他已不适宜再做北京大学的校长,劝他辞职。马寅初不愿受职务所累,于1960年1月3日到教育部提出口头辞职,翌日,向教育部写了书面辞职报告。很快国务院就批准了马寅初的辞职。随后,又罢免了他的全国人大常委的职务,只留下一个全国政协常委的名义。与此同时,也剥夺了马寅初发表文章的权利。马寅初也由此从政治舞台和学术论坛上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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