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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届四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之一)

http://china.toocle.com 2009年09月10日15:15 人民网 点此复制全文转载!
生意社2009年09月10日讯

  (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六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

  各位代表:

  从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闭幕以来,已经整整一年了。这是伟大的转变的一年。在这期间,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了基本胜利,使我国社会生活发生了历史性的深刻变化;社会主义建设也获得了巨大成绩,使我们有可能在今年完成和超额完成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而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我们取得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和教训,使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继续发展更加有了保证。这一年,就是以这些伟大光辉的成就载入我国史册的一年。

  关于一年来的政府工作,国务院决定由我向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作报告。我的报告,是依据毛泽东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所提出的方针,来检查一年来政府的工作,并且解答各方面对政府工作提出的意见。这个报告分为五个部分:(1)关于社会主义革命;(2)关于社会主义建设;(3)关于人民生活;(4)关于国家基本制度;(5)关于国内外团结。

  一、关于社会主义革命

  1956年,我国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在生产资料私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亿二千万农户和五百多万个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已经变为集体经济。七万户的私营工业企业已经变为公私合营企业,将近二百万户的私营大中小商店,已经变为公私合营商店、合作商店、合作小组或者直接变为国营商店。这是把几千年来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变为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大革命。由于各种条件的成熟,由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由于全国人民的努力,在这样一个大革命的过程里,社会财产没有遭到损坏,社会秩序没有发生混乱,社会生产没有下降。恰恰相反,我们在这个大革命取得基本胜利的第一年,就在各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1956年的自然灾荒,不仅是我国解放以来最大的一次灾荒,也是几十年以来我国最大的一次灾荒,被灾田地约二亿三千万亩,受灾人口约七千万人。在全国实行农业合作化的第一年,我国农业就经历了这样严重灾情的考验。在党和政府的积极领导和支持下,全国农民发挥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优越性,实现了增产的要求。1956年,全国农业总产值约为五百八十三亿元,比1955年增加了二十七亿四千万元,接近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的指标;粮食(不包括大豆)的产量为三千六百五十亿斤,比1955年增加了一百五十四亿斤,超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的指标。在合作化的高潮中,由于大家忙于组织合作社和积肥造肥以及兴修水利等基本建设,并且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增产粮食方面,因而使某些地方一部分农村副业的发展一度受到影响。1956年,棉花和油菜子受灾最重,产量比1955年减少了。但是,在实现合作化的第一年,全国除了灾情严重的地区以外,就有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农户在不同程度上增加了收入,减少收入的农户只占百分之十左右。对于灾区,政府去年用于防汛、抢险、堵口、复堤、救济等项的支出和发放生产救灾贷款的款项共达八亿六千万元,从去年七月到现在,向灾区调运的粮食,增加了七十亿斤,而农业合作社的集体救灾和生产互助,更起了大的作用。

  1956年,由于城市和乡村的基本建设和生产同时增长,生产资料的需要骤然增大,因而使各种器材,特别是建筑材料和五金材料的供应出现了紧张情况。可是,尽管如此,1956年手工业和公私合营企业的生产和营业,也都得到了发展。这一年,手工业总产值达到一百一十七亿元,较1955年增长了百分之十六;公私合营企业的工业总产值达到了一百九十一亿元,较1955年这些企业的总产值增加了约百分之三十二。1956年,公私合营商店、合作商店和合作小组的零售总额达一百一十亿元,较1955年这些企业的零售总额增加了百分之十五以上。在全行业实行公私合营还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政府已经完成了给私方定股定息的工作,对私方人员也作了大体安排。

  人们知道,当小生产一旦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以后,资本主义就失去了它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可以这样设想,在农业合作化和手工业合作化的高潮中,在社会主义经济的大发展中,如果政府对私营工商业不采取一视同仁、合理安排和进行改造的方针,或者私营工商业者不参加公私合营而拒绝改造的话,那么,二百多万户私营工商业的生产和营业不仅不能得到发展,并且必然会处于被削弱以至被淘汰的地位,而私营企业的职工和一部分从业人员就会遇到失业和转业的困难。这不仅对国家和人民不利,对工商业者更加不利。党和政府从开国以来,就把私营工商业放在国家的统筹安排之内,实行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而私营工商业者就在1956年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的形势下,接受了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办法,从而使全国私营工商业基本上完成了在生产资料私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

  我国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社会主义改造能够同时基本上完成,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我国的历史发展所准备好了的。1949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取得胜利后,我国革命就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接着,我们先后进行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肃清反革命、三反五反和思想改造的五大运动。土地改革彻底摧毁了封建基础。抗美援朝击退了美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挑战,破除了我国一部分人的特别是许多知识分子的亲美、崇美、恐美的思想。肃清反革命运动相当彻底地打击了各种反革命分子,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三反五反,击退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创造了对私营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有利条件。思想改造运动,批判了许多反动思想,初步解决了大多数知识分子为谁服务的问题。

  (《人民日报》1 9 5 7 0 6 2 7第1版)

  显而易见,如果没有这些运动的胜利,便不可能在新中国成立不久的短短时间内,就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这些运动都是在党的领导下以群众性的斗争形式进行的,因为不采取这种形式,便不可能把广大人民群众动员起来取得运动的胜利,同时也不能使群众在运动中得到锻炼,提高觉悟,为三大改造铺平道路。由此可知,对于五大运动无论就其成绩来说,也无论就其进行的形式来说,都是不应该怀疑的。五大运动的胜利保证了三大改造能够顺利地进行。三大改造本身也是有准备有步骤地进行的。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经过了从互助组到低级合作社再到高级合作社的发展过程。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经过了从供销小组、分散生产联合经营等低级形式到手工业合作社的高级形式、从小规模的手工业合作社到规模较大的手工业合作社的发展过程。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经过了从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到部分的公私合营再到全行业的公私合营的发展过程。同时,三大改造又是相互联系配合起来进行的。了解了上述五大运动和三大改造的历史发展过程及其相互关系,就可以了解在涉及六万万人民生活的历史大变革后的第一年,工农业生产不仅能够正常进行而且能够获得很大发展的根本原因。

  在上述巨大的群众性运动中,在具体工作上是发生过一些偏差和错误的。政府对于这些偏差和错误,有的已经作了检查和处理,有的正在检查。我们欢迎全国人民继续提出批评和建议。当然,我们在检查偏差和错误的时候,要分析主观的和客观的原因,要分析在当时那些偏差和错误是可以避免的,那些是不能完全避免甚至是无法避免的。这样,我们才能判明这些偏差和错误的性质、程度和范围。对于那些在当时条件下确实可以避免的偏差和错误,我们必须引以为戒,坚决纠正;对于在运动中受到不应有的损害的人,我们应该公开向他们道歉;在运动中没有处理完毕的问题,现在应该由有关机关迅速予以处理。

  但是,历次运动中发生的偏差和错误,是掩盖不了当时产生这些运动的客观需要和历次运动的基本成绩的。以思想改造运动来说,由于这个运动也是以群众运动的形式进行的,某些问题的处理是比较粗糙的,因而损伤了一些从旧社会来的、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的自尊心。但是,通过思想改造运动,确实帮助了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基本上渡过了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关。在这次整风运动中,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都表示赞成社会主义,就是证明。再以肃清反革命运动来说,在政府历年来处理的反革命分子中,计有以下四类:(一)因积恶累累民愤极大而判处死刑的占百分之十六点八,其中绝大多数是从解放后到1952年判处的,这在当时是绝对必要的;(二)实行劳动改造的占百分之四十二点三,其中已经刑满释放或者安置生产的占百分之二十五点六,现在在押实行劳动改造的占百分之十六点七;(三)实行管制的占百分之三十二,其中已经解除了管制的占百分之二十二点九,现在仍管制的占百分之九点一;(四)逮捕后宽大处理、教育释放的占百分之八点九。由此可知,在这些反革命分子中,有百分之五十七点四是经过劳动改造或者宽大处理而得到释放和撤消了管制的,他们已经获得了重新做人的机会,其余仍在劳动改造或者管制中的,只要他们认罪守法,老老实实地接受改造,也将会得到重新做人的机会。根据政府的初步检查,对这些反革命分子的处理,有偏差的是极少数,而绝大多数是完全正确的。有人认为肃反的偏差竟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毛泽东主席已经提出还要对这一运动进行一次检查,我们相信,检查的结果会继续证明这一点。

  过去进行的五大运动,或者是民主革命的彻底完成,或者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组成部分。因此,决不能拿革命运动中个别的乃至部分的错误来动摇革命运动的成果。即使在个别单位甚至个别地区发生的错误比较严重,也依然不能否定这些运动的成果。党和政府每当提倡一种运动的时候,都是根据客观的迫切需要,经过慎重研究和典型试验才提出的,而每次运动又动员了广大群众参加并且得到他们的拥护。这样就保证了运动的成绩是基本的,偏差和错误是个别的。有人认为,如果我们说这些运动的成绩是基本的,偏差和错误是个别的,这就是“教条主义”,这就是“公式”和“新八股”。实际上,这些人提出反对“教条主义”、反对“公式”和“新八股”等等口号,就是为了夸大错误、抹煞成绩,引导一些立场不稳或者不明是非的人把这些个别性质或者部分性质的偏差和错误,看成是这些运动的根本性质或者全面性质的错误,以达到他们动摇革命运动成果、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

  我们说社会主义革命基本上胜利了,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了,但是这并不是说,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了。我们现在着重地提出要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但是这并不是说,现在就没有敌我矛盾了。应该指出,目前在国内还有阶级存在,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虽然已经早被消灭,但是这些阶级的分子,还正在劳动中、生活中改造着,而他们固有的阶级思想和阶级感情,还不可能完全改变。私营工商业者的绝大部分虽然参加了公私合营,但是由于他们还拿定息,对工人阶级还有剥削关系,因而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依然存在。例如,有人主张或者赞成把股息延长到二十年,有人想要把二十年的股息一次付清,有人说股息不是剥削,仅仅是“不劳而获”,说资产阶级分子和工人阶级分子已经没有本质的差别,甚至说“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加危险的敌人”。这些谬论都是由于资产阶级的唯利是图、贪得无餍的剥削思想的一面在作祟,都是为资本主义复辟的企图打掩护。有少数资本家主张公方代表退出公私合营企业,更是拒绝社会主义改造的一种露骨的表现。这不是明明白白地表明资产阶级还存在着两面性吗?这不是明明白白地说明资产阶级分子还有继续改造的必要吗?对资产阶级分子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要他们进行自我批判,逐步改变资产阶级的立场和思想感情,也就是要他们得到“脱胎换骨”的本质改造。要作到这一点,又非经长期的改造功夫不可。这对绝大多数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工商业者来说,又有什么不好呢?现在不是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工商业者认识到了这一点吗?由上述情形看来,在人民内部矛盾中,目前还存在着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对抗的一面,还存在着严重的阶级斗争,更不必说在人民内部之外,还存在着我们同国内的反革命分子和国外的帝国主义的敌我矛盾了。正如大家已经明白看到的,在这次整风运动中,有思想斗争,也有政治斗争。因此,当我们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时候,绝不能无视还有阶级斗争的存在,也不能无视还有敌我矛盾的存在。巩固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继续进行和彻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还是我们今后的一项重要任务。

  二、关于社会主义建设

  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同社会主义革命同时进行的。在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我们已经正确地规划了建设和改造相结合的步骤。而1956年,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的到来,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有了一个跃进的发展,经济事业和文教事业的发展规模和速度,都大大地超过了五年计划的前三年,有些甚至超过了前三年增长的总和。

  现在我举出一些数字说明这个情况。

  我国的工业总产值(不包括手工业产值,下同),在五年计划的前三年共增加了一百七十七亿元,而1956年这一年就增加了一百三十九亿元。正是由于这种迅速的发展,1956年的工业总产值达到了五百八十六亿元,超过了五年计划所要求的1957年的指标。从主要工业产品看,钢产量前三年共增加了一百五十万吨,而1956年就增加了一百六十一万吨。金属切削机床的制造,前三年由于调整设备和改变型号的原因,虽然在台数上比1952年没有显著的增加,但是在新的品种增加和质量的提高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到1956年,在这一新的基础上,又比1955年增加了一万二千二百多台。此外,如电力、煤炭、石油、化学肥料、水泥等重工业产品,1956年的产量比前三年的年产量都有较多的增加。喷气式飞机、载重汽车、大型发电设备和单轴自动车床等重要新产品也都是在这一年制造成功的。轻工业生产由于1955年农业丰收的有利条件,增长速度很快。例如,棉纱产量前三年共增加了三十五万件,而1956年就增加了一百二十七万件;棉布的产量前三年共增加了二千零五十万匹,而1956年就增加了四千三百万匹;食糖产量前三年共增加了十六万吨,而1956年就增加了将近十一万吨。

  1956年,我国的农业在严重的自然灾害中,如前所说,总产值仍然增加了二十七亿四千万元,超过了前三年平均每年增加二十三亿八千万元的水平。1956年,在国家和农业合作社的通力合作下,农业建设有了很大的发展。前三年共开垦荒地三千六百万亩,而1956年就开垦荒地二千九百万亩;前三年扩大的灌溉面积共四千一百多万亩,而1956年就扩大了一亿多亩。

  1956年全国完成了将近一百四十亿元的基本建设投资额,等于五年计划规定的投资总额的三分之一,因而改变了前三年基本建设投资只完成五年计划一半稍多的情况,使前四年完成的比重达到百分之八十六,这就保证了第一个五年的基本建设计划能够超额完成。1956年新增加的钢的生产能力,就有一百四十二万吨;新建和修复的铁路,就有三千一百零八公里。

  同生产和建设的迅速发展相适应,1956年在运输方面和贸易方面,也都有很大的发展。全国现代运输工具前三年的货运量共增加了一亿一千二百万吨,而1956年就增加了九千三百万吨;商业机构零售总额前三年共增加了一百一十三亿元,而1956年就增加了六十二亿元。

  1956年文化教育事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

  显然,1956年的建设成就是极其巨大的。这就使国家有比较充足的力量来支援新生的合作社经济和公私合营经济,从而加强了社会主义经济的阵地,巩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同时,又保证了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各项指标有可能比较顺利地完成和超额完成,从而准备了实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有利条件。

  1956年政府对国家建设工作的安排,总的说来是正确的,但是也存在着不少的缺点和错误。这些缺点和错误,将要在李先念、薄一波两位副总理代表国务院分别作的关于国家预算的报告和关于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中详细指出。1956年预算开支中的某些项目和国民经济计划中的某些指标,是大了一些。从财政方面说,执行国家预算的结果,当年支出超过当年收入十八亿三千万元,动用了历年财政结余十六亿五千万元,并且从银行透支了一亿八千万元,银行发行货币也多了一些,因而动用了库存物资大约二十亿元。从经济和文教方面说,基本建设投资多了十五亿元到二十亿元,同时,职工的人数增加多了,高等和中等学校的新生也招多了,一部分职工的工资也增加得多了一些。因此,虽然1956年我国生产资料工业的产值增长了百分之四十一,生活资料工业的产值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二,但是这两种物资的供应都较紧张,并且减少了国家的物资后备力量。在造成物质供应紧张的原因中,主要是基本建设投资额大了一些,“摊子”铺得多了一些,这样就多增加了财政的开支,多增加了职工人数和工资总额,也就多增加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消耗。

  对于1956年的基本建设工作,我们应该进行具体的分析。由于许多建设项目在前三年已经完成了土木建筑工程,需要在1956年进行大量的设备安装工程,另有许多项目已经完成了设计和施工准备工作,需要在1956年开始大量施工,并且还由于设计和施工力量的壮大,设备自给能力的增长,需要在1956年安排一些新的项目,这样,就使基本建设的项目大大地增加了。现在从建设项目来看,大多数是安排得恰当的,有小部分动工过早了,或者进度过快了,也有个别项目,是安排得不恰当的。不恰当的项目,显然是错误的。那些动工过早和进度过快的项目,在当年确实造成一些损失,但是,对于长远的建设事业还是需要的。同时,有一些项目,主要是一些非生产性的项目,由于建筑标准过高,造成不少浪费。这些,都应该引为教训,今后力求避免。

  由于基本建设投资多了所造成的某些物资供应紧张的情况,我们在1956年的第二、三季度就已经开始察觉,并且采取了一些措施,制止了供应紧张情况的继续发展。以后在编制1957年的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和国家预算草案的时候,我们就吸取这个教训,缩减了一部分基本建设投资,适当地增加了国家的后备。

  这次提交大会审议的1957年度的国家预算草案和发展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各种数字表明,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以既积极又充分可靠的步骤向前发展的。1957年的国家预算收入比1956年增长近百分之二;为了避免象去年那样在财政上出现赤字的现象,国家预算支出比1956年减少百分之四。1957年的工业总产值比1956年将增长百分之四点五,达到六百零三亿元。农业总产值比1956年将增长百分之四点九,达到六百一十一亿元。基本建设投资缩减为一百一十一亿元,它虽然比1956年减少百分之二十;但是比五年计划原定的1957年投资还多十四亿元,五年合计,仍然超过五年计划原定数约五十亿元。在1957年已经过去的五个多月时间内,预算和计划的执行情况,一般地是良好的。如果全国人民能够厉行增产节约,贯彻执行勤俭建国方针,争取农业丰收,而不遭受大的自然灾害,那么我们就能够顺利地完成1957年的各项指标,也就能够保证完成和超额完成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从而奠定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关于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建议,国务院接受了这个建议,并且正在由有关部门具体制订中。

  应该指出,我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中所已经取得和将要取得的伟大成就,是同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的援助分不开的。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帮助设计和供应设备的共有一百五十六个建设项目,苏联给我国提供了大量的长期的优惠贷款,并且派遣了大批的技术专家帮助我们进行各项建设工作。这种真诚的援助,值得我们再一次向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表示衷心的感谢。现在还有人企图抹煞苏联对我国真诚援助的巨大意义,这显然是在有意挑拨中苏友谊,破坏国际团结,从而破坏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最近一个时期,有些人却有着不同的看法和估计。

  有人认为,我国的发展国民经济计划在1956年全面冒进了,在1957年又全面冒退了。很明显,这种意见是不正确的。我国1956年的计划,是在改造和建设的高潮中拟定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大大鼓舞了劳动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他们纷纷要求增加生产,提高工作定额。1955年农业的大丰收,又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准备了物质条件。同时,基本建设发展到了五年计划的第四个年度,也确实有扩大规模的必要。这些情况,都说明我们不但需要而且有可能加快建设的速度。1956年的计划就是适应这种情况,采取了跃进的步骤,而且在各方面取得了如前所说的巨大成就。不错,某些指标是大了一些。但是,这是属于局部性质的缺点。即使以基本建设投资多了十五亿元到二十亿元来说,也只占去年全部支出的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六,仍然是局部性质的缺点。因此,决不能说1956年的建设是全面冒进。1957年,由于去年农业收成的情况不好,同时国家的财政和物资的后备力量也有减少,在这种情况下,适当地放慢建设的步骤,积蓄力量,准备今后更好地前进,是完全必要的,这决不是全面冒退。我们应该懂得,任何事情都不会是直线发展的。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发展速度总会有快有慢,并且常常会出现不平衡。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也是这样。尤其是象我们这样人多且穷的国家,由于农业的比重很大,自然灾害时常发生,要求国民经济年年都毫无起伏地按照同样的速度向前发展,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

  有人认为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搞坏了,这是完全错误的。无论从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基本建设、文化教育或者财政收支那一方面来看,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都是成功的,是搞好了而不是搞坏了。以1957年的计划数字同1952年的实际数字作比较,我国的工业总产值增长一点二倍,即增加三百三十三亿元。以钢的产量来说,第一个五年合计将达到一千六百三十万吨,而旧中国包括日本侵略时候的东北在内,从1900年到1948年,四十九年合计的钢产量不过七百六十万吨。当然,拿目前我国钢的产量同工业发达的国家的产量来比还是很低的。因此,优先发展重工业同时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的方针,今后仍然应该继续坚持。我国1957年的农业计划如果完成,农业总产值比1952年将增长百分之二十六,即增加一百二十七亿六千万元。以粮食和棉花来说,1952年到1956年五年间的实际产量合计,粮食为一万六千五百八十亿斤,棉花为一亿三千万担,而旧中国从1932年到1936年五年间是我国解放前农业收成比较好的年份,粮食产量合计只一万三千亿斤,棉花产量合计只六千零五十万担。不要忘记,在1952年到1956年这个期间,还有两个大的灾荒年。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内,我们开工建设的有八百多个限额以上的工业企业,许多水利工程和铁路工程以及长江大桥工程等等,规模都比较大,技术都比较新,其中由苏联帮助设计和供应设备的一百五十六项建设工程,在技术上都是头等的。这些建设工程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和农业生产的发展,不仅在第一个五年内已经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且在今后将要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些建设工程,多数都是旧中国时代所不能想象的。第一个五年期间铁路共新建八千五百公里,而国民党政府在二十二年的统治期间只修建了二千六百多公里。我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在这期间也有了巨大的发展,例如高等学校的毕业生,第一个五年合计为二十八万人,这就为新中国培养出大批的建设人材,而旧中国从1912年到1947年,三十六年合计不过二十一万多人。拿财政的情况来说,第一个五年合计的财政收支各为一千三百六十九亿一千四百万元,收支是平衡的。其中国外借款收入三十一亿元,只占国家预算收入的百分之二点三。这充分地说明了我国基本上是依靠内部的积累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的。五年的财政支出,用于国家建设事业的约占百分之六十以上;经济建设事业和社会文教事业的支出的比重是逐年增加的,行政和国防支出的比重是逐年降低的。这就充分地证明了我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和平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计划。我国在进行大规模建设的同时,由于生产的发展,人民生活有了相应的改善,这一点,我将在报告的下一部分加以说明。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伟大成就,是无可否认的。那种说第一个五年计划搞坏了的人,他们对社会主义事业抱着敌对的态度,故意抹煞全国人民辛勤劳动的成果。这样的人,他们最不高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而向往资本主义经济。但是,他们的困难是,全国广大人民并不站在资本主义那一边,而是坚决地站在社会主义这一边。

  有人认为统购统销糟透了,这是直接地攻击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在中国是为六万万人的生活着想的,这同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只顾少数人发财享受不顾多数人死活,是根本不相同的。我国人口众多,经济还很落后,生产消费品的供应因而不能很充足;我国的农业,有时丰收,有时歉收,并且往往这里丰收,那里歉收,为了照顾这种不平衡情况,必须在丰收的年份和地区照顾到歉收的年份和地区,并且还必须准备应付特别严重的自然灾害和其他意外;我国的工业和运输业的建设正在大规模地进行,城市人口也在不断增加;这种种情况,说明了在我们这样的国家里,如果不对粮食和其他主要生活消费品实行统购统销,进行合理的分配,那么,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就无法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就无法顺利进行。因此,对于粮食和其他主要生活消费品的统购统销,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在分配方面的一项重要政策。四年来实践证明,这个政策保证了城乡人民都能够得到他们所最必需的价格合理的生活消费品,免受私商的剥削,即使在发生灾荒的年份和灾害严重的地区也是如此。这个政策支援了工业建设,保证了市场的稳定,从而有助于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发展。怎么能够认为统购统销糟透了呢?抱有这种观点的人,不是贪图少数人的自由享受,便是迷恋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想达到个人发财的目的。我们批判这种错误观点,并不是否认在统购统销方面存在着某些缺点。例如对粮食的统购统销工作,一度曾经因为供应过宽,不得不增加收购,在某些地区就发生购粮过多、留粮过少的现象。又如,对棉布的统销工作,去年棉布增产较多,供应宽了一些,今年棉布减产,不得不减少供应。这都是由于政府在工作中瞻前顾后和统筹安排不够所产生的缺点。对于各种缺点,政府将继续注意检查和改正。

  有人反对学习苏联经验,甚至认为我国在建设工作中发生的缺点和错误,也是学习苏联的结果。这是一种极端有害的看法。我们认为,向苏联学习是完全必要的,问题在于我们自己如何学习。如果学习得不好,责任完全在于我们。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建成社会主义的国家,有着丰富的先进经验,我们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不向苏联学习,难道向美国学习建设资本主义的经验么?事实上,正是因为我们认真地学习了苏联的先进经验,才使我们的建设工作少走了许多弯路,获得了很大的成绩。当然,我们不应该硬搬别国的经验,即使是他们成功的经验,也必须有所选择,并且在运用的时候,还必须同本国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我们正在做前人所没有做过的事业,当我们还没有经过实践的时候,对别国的经验要选择恰当并不容易,要做到同本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就更不容易。提高选择能力和学会正确运用,不但要有一定的时间,而且可能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如果学习得好,可以缩短时间,也可以少付代价。因此,我们必须继续努力,批判和克服教条主义的学习方法。同时,我们又必须批判那些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苏联的先进经验都当作教条而加以否定的修正主义观点。而在目前,正当右派分子用修正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时候,我们反对修正主义就有更重要的意义。应该肯定,在今后我们还要认真地向苏联学习,向一切社会主义国家学习。当然,其他国家一切对人民有益的知识和经验,只要有可能,我们也都要加以学习。

  下面我想对于教育改革和向科学进军两个问题讲一些意见。

  关于教育改革问题。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并且是为这种政治和经济服务的。旧中国的教育,主要是推行奴化教育、封建教育和资产阶级教育,是为帝国主义和国内少数统治阶级服务的。新中国的教育与旧中国的教育根本不同,必须反映社会主义的新政治、新经济,必须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必须适应我们国家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因此,我们就有必要对接收过来的旧教育作根本性质的改革。几年来,我们作了这样的改革,并且有了很大的成绩。这是必须肯定的。今后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我们还应该继续进行某些必要的改革。过去,教育部门在实行教育改革的时候,也发生过若干偏差,主要是否定了旧教育的某些合理的部分,对解放区革命教育的经验没有做出系统的总结,加以继承,并且在学习苏联经验的时候同我国实际情况结合不够。这些缺点今后应该改正。但是,如果有人因为教育改革中有这些缺点,就否定教育改革的成绩是基本的,甚至根本否认教育改革的必要性,企图使今天的教育走回到旧中国教育的老路上去,那是完全错误的。

  在教育改革中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是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和教学改革的问题。旧中国的高等学校,由于要适应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统治的需要,畸形地集中在沿海大城市,而且大多数院系庞杂重复,培养目标笼统模糊。各科中工科所占的比重很小,教学内容绝大部分是袭用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套。旧教育的这种情况根本不能适应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需要。同时,在解放后头几年的国际形势和内地新工业基地的建设,又要求有一部分学校实行内迁。在这种情况下,教育部门和各个高等学校几年来进行了院系调整和教学改革的巨大工作,使我国高等教育的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大体上能够适应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人材的需要。但是,教育部门在进行调整和改革的过程中是有缺点的,例如,对某些学校安排不当,对老教师的意见和经验重视不够等等。我们应该很好地总结这些经验,肯定成绩,克服缺点。今后应该力求保持高等学校的稳定,以利于教学质量的提高。并且要更好地结合我国的实际,稳步地改进现有的专业设置、教学计划和教材。

  (《人民日报》1 9 5 7 0 6 2 7第2版)

文章关键词:人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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