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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的故事——胡耀邦同志与平反冤假错案

http://china.toocle.com 2009年09月10日15:52 生意社 点此复制全文转载!
生意社2009年09月10日讯

  全国究竟有多少“右派”?

  1977年12月15日,在中共中央党校主持校务的副校长胡耀邦,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到任没几天,他就问中央组织部过去参与过“右派”摘帽工作的同志:“全国究竟有多少‘右派’?”

  大家立刻明白,胡耀邦要狠抓这个冤案的平反了。

  胡耀邦到中组部的前一个月,指导撰写了有关落实干部政策的《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并特别建议执笔者加了这样一段话:“需要特别指出:对那些定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对象,应当真正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让他们为社会主义事业出力效劳……”这就为“右派”冤案的平反公开而委婉地埋下了伏笔。

  按当时已经掌握的资料统计,全国在“反右”斗争中被戴上“右派”帽子的共约四十五万人。从1959年建国10周年开始到1964年,先后摘去五批“右派”帽子共三十多万人,尚有十多万人有待摘掉帽子,这些人连同过去已经摘去帽子的都应给予妥善安置。

  1978年春天,专门解决“右派”这个大难题的会议在山东烟台举行。会议由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牵头,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民政部配合,研究如何妥善处理“右派”的遗留问题。

  会前,胡耀邦预计,由于世人不会很快完全摆脱“左”的束缚,这次会议很可能会发生激烈争论。他特地委派中组部副部长杨士杰和陈文炜出席会议。不出所料,烟台会议果然发生了原则性分歧。“右派”摘帽五人小组的指导思想,就打上了“两个凡是”的烙印。小组的主要负责人认为,全部摘去“右派分子”帽子后,不再叫他们“右派”或“摘帽右派”,在妥善安置方面不再歧视他们;但不搞甄别平反,只对极个别确实完全搞错了的,才可以作为个别人的问题予以实事求是的改正。中组部的杨士杰、陈文炜等人则表示不以为然。

  在闭幕总结会议上,杨士杰又特别就“右派”的改正与安置问题讲了话。他说:“反右”运动已过去二十年了。今天我们对待“右派”的改正问题,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说只有“个别确实完全搞错了的”才可以改正,而应当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错多少改多少。他引用了胡耀邦刚进中组部时说的一句话:“在今天这样的形势下,再不能通过我们的手去制造冤假错案!”杨士杰说,同时,也不能因为我们工作上的疏漏,使历史上的冤假错案,得不到理所应当的解决。杨士杰还特别强调地说,当年被打成“右派分子”的同志,许多都是学有所成、有所建树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知识不但是我们党的财富,更是全社会的财富。对他们改正和摘帽后的安置,不能单纯地只就其生活问题就地安置,而应当通过妥善安置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被强抑已久的聪明才智,为国家的四个现代化作出新的贡献。

  当时,杨士杰的发言立刻炸了锅,连采访会议的记者也分成了两大派。于是,会议仍以牵头的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的名义,向党中央拟了一个《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不久,中共中央把这个报告列为1978年的“十一号”文件,转发全国遵照执行。

  烟台会议结束时,杨士杰和公安部副部长凌云等人曾表示对这个报告持有“保留意见”。

  《人民日报》记者于国厚回到了北京,立刻向报社国内政治宣传部主任王泽民、副主任付真汇报了会议上的争议。王、付与报社领导胡绩伟、安岗等人火速商量后,给杨士杰打了电话,认为不能仅仅“保留意见”,最好正式写出书面材料送出去,继续据理力争。陈文炜以会议参加者身份写了一个书面反映,杨士杰签了名。陈与杨专门向胡耀邦作了汇报。胡耀邦看了后当即表示:“我完全赞成!”事后,胡耀邦又让中组部政策研究室的同志以中组部的名义,直接给中央写了个报告,并把1957年10月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找了出来一道附了上去,请中央重新定断。

  报告送了上去后,胡耀邦隔三差五就让杨士杰给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打电话问一问。断断续续地催问了三个月,终于催来了回音:还是烟台会议的五大部再次开会,研究“右派”的改正问题。

  这次会议在民族饭店开。不过,当五大部的人马在那儿聚拢时,竟又发生了一场口舌战。坚持“单纯摘帽论”的同志说:过去的是是非非已经过去了,没有必要再一一清账了;今天只要统统摘去帽子,都当作自己人看待,就很够可以的了。某部的一位副部长说,如果把几十万“右派”都“改”了过来,全党不就忙得乱套了吗?又一位副部长在会下说,不管怎么着,每个地方、每个部门总得留下一些“样板”,不能都改了。杨士杰拿着一些正式文件材料,也同样十分坦率地在会上说:党的历史上也曾经为一些冤假错案平过反、纠过正,都是分清了是非,增强了团结,促进了革命事业的发展,还从未听说过“乱了套”……杨士杰的这一席话,得到了“五人小组”领导成员——统战部长乌兰夫、公安部长赵苍璧、中宣部长张平化、民政部长程子华等人的认同。他们一致表示:赞成士杰同志的意见。

  杨士杰高兴地立即给在中组部专候佳音的陈文炜打了电话——“问题解决了,解放了!”陈文炜也立即奔走相告——“‘右派改正’问题解决啦,‘右派改正’问题解决啦……”一位老干部应声举起了双手——“我举双手拥护!”胡耀邦闻声更笑呵呵地说:“这就好,这就好!”

  中组部、中宣部、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拟出了《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中央于1978年9月17日以“五十五号文件”向全党转发了这个方案。这个方案,与五个月前转发的烟台会议方案相比,有了明显的不同:它不但对摘了“右派”帽子的人在安置使用等方面作了进一步的规定,同时作出了“提职、提级、调资、奖励、授予职称等问题上与其他职工一样对待”的明确规定,而且特别增加了“关于改正问题”的一段话:“凡不应划右派而被错划了的,应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经批准予以改正的人,恢复政治名誉。由改正的单位负责分配适当的工作,恢复原来的工资待遇”;“生活有困难的,给予必要的补助”;“原是共产党员,没有发现新的重大问题的人,应予恢复党籍。原是共青团员的,应予撤销开除团籍处分”等等。

  消息传出,全国人心为之大振。紧接着在胡耀邦的直接统筹建议下,新华社发布了《全国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消息,《人民日报》配发了《一项重大的无产阶级政策》的社论。后又发表了《共产党人应有的品质与气魄》的评论员文章。新华社与《人民日报》同时发表了《公安部错划右派全部改正》的消息,随之中央党校和最高人民法院等单位错划“右派”被全部改正的消息,也纷纷见诸报端。

  这不啻于快马加鞭。全国迅即形成一股改正“右派”的强旋风。据中央有关部门在全国公职人员中的统计,“揭发出右派”大约45万人;而此刻经认真查实,被改正的“右派”很快就突破了五十万大关。

  有人有点慌了:“这怎么办?太多了!”胡耀邦说:“当年猛抓‘右派’的时候怎么不嫌多?”

  据悉,全国公职人员中被改正的“右派”达552877人,占1957年国家干部总数953万人的百分之五点八,大大超过了毛泽东常说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好人的界限。何况这还不包括留下做“样品”未予改正的,不包括尚未纳入国家干部行列的大学生、中学生、民办教师、原属民族资产阶级工商界、民主党派等等的“右派”——据估计,这样的“右派”不下10万人。此外,还有数以万计的不戴“右派”帽子而“内控”的“右派”。此外,还受牵连和影响的亲友更是不计其数,每个“右派”的家庭成员和亲友仅以十人计,至少使全国不下600万人从黑暗深渊中飞跃而出。

  胡耀邦深思:“人心为上”

  1978年12月25日,胡耀邦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秘书长、中纪委第三书记。

  早在1975年,胡耀邦任中科院党的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负责整个中科院党的组织领导工作,他立即投入“全面整顿”。他深知建国后这许多年来,知识分子被整苦了,而建设一个好端端的国家,没有大批扬眉吐气的知识分子是不行的。

  1952年秋天,正是由于邓小平提议,党中央决定把胡耀邦从川北区党委书记兼川北行政公署主任调任青年团中央第一书记。那时,他就对团中央宣传口各单位负责人说过:过去几十年的革命只两个字,叫做“解放”;今后的一切也是两个字,叫做“建国”。要建好国,必须渡过两条大河——“贫困之河”和“愚昧之河”,要渡过这样的两条大河,没有人才辈出的知识分子是不行的。老实说,知识分子也是建国的主力军。1957年,有人欲批判“许多青年只埋头钻研业务,不问政治”。耀邦闻讯,立即向《中国青年报》的同志打招呼,可不能一刀切地对这些青年进行批判。因为国内的阶级矛盾已基本解决,今后长时期的中心任务是同自然界作斗争,这就需要钻研自然科学、钻研业务。耀邦说,可以把这归纳成十二个字,叫做“抬头了望政治,埋头钻研业务”,这就合人心、顺趋势了。

  1975年10月24日,在中科院“纪念红军长征四十周年大会”上,耀邦对济济一堂的科技人员说:“建国二十六年后的今天,请我们科学院立下新的丰功伟绩的同志上台来,讲讲四个现代化的长征故事——新的长征故事。”他还认为,知识分子们的“五子”问题——房子(缺房住)、妻子(两地分居)、孩子(入学入托难)、票子(工资太少)、篮子(忙于刻苦钻研,常常吃不上菜),一定要解决!于是在“全面整顿”中,他首先领导科学院起草了一份上报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恢复了1956年周恩来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的正确论断。

  然而十分可惜:不久涌起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黑潮,胡耀邦跟着邓小平再次受到了冲击……

  “文革”一结束,陈云、叶剑英、邓小平就不约而同地率先提出中兴伟业的第一件大事——狠抓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这是全国各民族的人心所向。耀邦更是掰着指头对人估摸过:“反右派”和“反右倾”反掉过多少万人;“大跃进”中的“拔白旗”和七千人大会之后的“四清”运动又伤害了多少万人;举国上下大动乱的“文化大革命”,更是冤案迭起,哀怨声遍野。每一次运动都说“坏人只占百分之五左右”。但不断地整来整去,多少个百分之五加在一起,天下还剩下多少好人?

  至于地富反坏中的“地富”,作为一个阶级早已被推翻被剥夺了;但作为这个阶级中每一个具体的人,经过二三十年的改造分化,干吗老给人家压着沉重的铁帽子?再说,“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和从旧营垒中过来的人,以及海外华侨留在大陆的眷属亲友中的许多人,过去在我们的革命艰难困苦地向前推进的时候,都曾冒着倾家荡产掉脑袋的风险支持过我们的斗争,掩护过我们的同志。我们当时和建国初期都曾尊称人家为“开明士绅”、“进步人士”、“爱国侨胞”、“亲密的朋友”;但转眼间却几乎都成了“阶级异己分子”、“历史反革命”、“海外关系复杂的人”。这些人有多少?光是有帽子的“地富反坏右”就有大约三千万人;他们每个人的背后又都有一大串亲属、朋友,加在一起少说也有两亿人,也都成了难以信任的人。这样,普天之下简直就没有多少好人了!胡耀邦认为:如要最迅速、最彻底地解决这个人人自危的危机,只有迅速全面而彻底地平反一切冤假错案,重新赢得人心。他把这归结为四个字:人心为上!

  粉碎“四人帮”后的第六天,即1976年10月12日,叶剑英派儿子叶选宁去东城富强胡同6号胡耀邦的家里看望。胡耀邦十分高兴地说:“祝贺你爸爸同华主席他们一道,为我们党和国家立下了不朽功勋!”他接着说:“现在我们党的事业面临着中兴。中兴伟业,人心为上。什么是人心?第一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第二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务必请你把我这个话带给你爸爸。”

  谈完正事,胡耀邦问叶选宁:“你能见到华主席吗?”

  叶选宁反问:“你和华主席熟不熟?”

  “很熟。我和他共事过一年半。”

  “我可以想办法见到华主席。”

  “如果你能够见到他,请你把‘中兴伟业,人心为上’这话也转告给他。”

  但是叶选宁捎话后,胡耀邦久久未得华国锋的回音,而与“中兴伟业,人心为上”、停止批邓、清理冤案、生产狠狠抓的识大局、讲实际的要求正相对立的“两个凡是”,却轮番出台了……

  胡耀邦说,这哪是“人心为上”,而是乱箭穿心嘛!

  搬开石头,中兴伟业

  胡耀邦主持中央党校工作后的一天下午,他把文史教研室从事古文研究的杨逢春请来,要求他写篇有关干部工作的文章。他又与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的叶杨、陈中,以及《人民日报》的几位同志,聊了整整两个半天,讲了全国政治形势和落实干部政策的重要和紧迫。耀邦说:这二十年来,我们党的政治生活很不正常,首先是中央政治局的生活很不正常。一是没有真正的集体领导,有时简直就是封建式的家长制;二是没有正常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使得一些坏人从中拨弄是非、诬陷好人。这是我们党执政后遇到的一次长时期的深刻危机。粉碎了“四人帮”,本来有了彻底改变这种不正常状态的极有利的条件,以全面恢复党的“八大”确立的正确政治路线。很可惜,没有迅速利用这个大好转机。现在,党内很多同志都急于要求利用这个好转机;但是要取得根本好转,还需要一个过程。他说,今后在党校,要真正地广开言路,真正地实行“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我还要加上一条:不装袋子!切切不可动不动就把一些道听途说或诬蔑陷害人的材料,装进一个同志的档案袋!”但从1957年开始的二十多年来,一个又一个莫名其妙的政治运动,坑害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人才。没被坑害的只能装哑巴,甘当“白痴”,因为“有道难行不如醉,有口难开不如睡”,谈不上还有什么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和激情来充分发挥他们的真才实学。

  这样的社会,胡耀邦说,还能谈得上什么突飞猛进?这二十多年在经济上,为什么我们会落在日本、新加坡后面,甚至连台湾、香港都赶不上?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把人心搞散了,把是非善恶的界线搞混了,与我们原来的宗旨背道而驰。这些年为什么求神拜佛的人越来越多?就是因为“小民有情而不得申,有冤而不得理,不得不诉之于神”嘛!这是顾炎武说的。所以,胡耀邦说,现在要真正地拨乱反正,首当其冲的就是全面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把林彪、“四人帮”颠倒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只有这样,才能把数以千百万计的被迫害的干部解救出来,才能把压在各阶层人民心头的大大小小的石头都搬掉,才能使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生气勃勃地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才能把我们白白失掉的时间补回来。要真正中兴我们的党和国家,非此莫属!

  胡耀邦说,你们可以组成一个班子,搞出一个写作方案来;文章的题目可以叫做《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谈到文章长短,他说:“我与胡绩伟同志说好了,《人民日报》的一个版面有多大,文章的块头就多大。”

  不到一个星期,胡耀邦就拿到了初稿,并字斟句酌地作了很多修改。后来《人民日报》的同志参与了修改,前前后后共修改了几次才定稿。定了稿,胡耀邦却让先放着,等待合适的时候再发表。等了一月又一月,他仍然按文不动。他说,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在积极筹备中;应该期待原来强调“两个凡是”的同志,在这次代表大会之后,能够接受党心为上、民心为上的观念而改变原来的态度,和全党多数同志一起,化解人们心目中纵横绵亘于中国大地的特大冰山。

  1977年8月18日,党的十一大闭幕。但华国锋所作的政治报告中,却只字不提“平反冤假错案”,人们不禁议论纷纷。这时,耀邦才感到,发表那篇文章已是时不我待。1977年10月7日,粉碎“四人帮”的一周年翌日,《人民日报》以整整一个版的篇幅全文刊发。

  此文一出,石破天惊!一月之内,《人民日报》就收到一万多封信件和电报,文章作者两个月间收到的信可装两麻袋。广大读者看得出这篇文章的精髓所在。一份电报上说,全家老少边听广播边流泪,认为这下一大家子人可盼到大天亮了。

文章关键词: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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