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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快车道——“刁民”王海

http://china.toocle.com 2009年09月11日10:56 生意社 点此复制全文转载!
生意社2009年09月11日讯

  1995年3月25日,北京隆福商业大厦迎来一位令它头疼的顾客——22岁的青岛小伙子王海。

  隆福大厦是北京第一家使用中央空调、第一家采用自动扶梯的商场,在1990年代,它被称为北京商业“四大金刚”之一,是贸易部钦定的“中华老字号”和“中华名店”。

  在隆福大厦的二楼电讯商场,王海的目光扫过包装精美、标价85元一副的日本索尼耳机时,发现耳机的合模缝处有小毛刺。面对如此明显的瑕疵,要在往常,王海早就掉头不顾了,他买东西一向很挑剔,力求完美。然而这次,王海让售货员把耳机从柜台里拿出来,仔细看了看,越看越觉得像假货,但又不能完全肯定。

  买还是不买,王海犹豫了。万一是真货,买回质量这么次的东西,也太亏了。如果是假货,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简称《消法》),他能够获得一倍的赔偿。

  上个月,王海陪表弟来京赴考,闲极无事,一天在书店中翻到一本新出台的《消法》。正在通过函授学习法律的王海发现了新《消法》的特别之处——多年来我国民事法律的赔偿原则是损一赔一,而新的《消法》第49条规定,经营者有欺诈行为的,应当加倍赔偿。接着他又在北京电视台一个“悬赏打假”的节目中看到,全国人大法工委的专家号召消费者利用《消法》第49条来向售假者索赔。

  近半个钟头后,他下了决心,掏出170元买了两副。他安慰自己说,不要紧,反正也就一百多块钱。这是他第一次尝试购假索赔,他觉得这该是件很好玩的事。

  接下来他先找消协。消协回复说,要找消协投诉须先到技术监督局做商品鉴定。技监局工作人员说,他们得送耳机到索尼公司鉴定真伪,一般要三个月才出结果。王海要了索尼公司驻京办事处的地址,决定自己去做鉴定。工作人员很是不解,一再问他到底想干什么。

  索尼公司驻京办事处肯定王海手里的两副耳机是假冒产品,因为索尼公司的耳机产品没有这一型号。然而,对方拒绝向个人开具书面证明。

  到此时为止,王海两天来的开销,包括住宿费、餐费、交通费等等加起来已花去200多元。即便获得加倍赔偿的170元,他也还是赔了。

  于是王海动员他的表弟大刚再去隆福大厦买了10副假索尼耳机。他本打算和表弟分头到工商局投诉,但他表弟不好意思,怕人笑话,怎么也不肯单独前往。

  3月28日,在表弟不情愿的陪同下,王海带着12副耳机和购物发 票找到东城区工商局,要求按新《消法》加以赔偿。一个月后,东城区工商局告诉王海,索赔不属于工商局行政范围,只能进行调解。工商局转达隆福大厦的意见:只退赔前两副耳机,后10副属于“知假买假”,而且他们也不是故意卖假,所以只退不赔,另外同意给200多元补偿金。

  王海拒绝作出让步,事情僵持着。首次出手并不顺利,然而王海没有打算就此罢手。

  二

  5月1日,王海回到青岛老家。他是家中的老大,小时候练过散打,不过他谦虚地说,“功夫一般吧”。

  1980年代中期,他父亲在青岛郊区办了一家树脂雕塑产品厂,产品大多销往韩国,1998年韩国发生金融危机,直接波及到他们家的工厂,导致厂子关门。

  王海自1989年初中毕业后便帮家里的厂子打理业务,生意往来中的各种纠纷,使他感到了学习法律的必要,从1992年起,他参加了一个法律函授班。

  王海是一个性格内向的人,甚至有些腼腆,他的思维与行事则非常理性。

  1995年在青岛的几个月里,他整日思索着向隆福大厦索赔这件事情。《消法》第2条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进行消费受《消法》保护。第6条、第9条规定“消费者有监督权”。第49条规定“经营者有欺诈行为要加倍赔偿”。那么商家售假算不算欺诈行为?哪些属于生活消费需要,消费者又如何行使监督权?知假买假再举报算不算监督,可不可以要求加倍赔偿?新《消法》在这些问题上表述模糊,这些模糊之处使得购假索赔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巨大的争议。

  不久,《中国消费者报》记者获悉王海索赔之事,与王海取得了联系。8月4日的《中国消费者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刁民?聪明的消费者?》的报道,对王海索赔一事进行了讨论。

  全国人大法律工作委员会巡视员、《消法》起草人之一何山力挺王海:“当今假货猖獗肆虐,所以起草《消法》时就考虑到鼓励消费者向贩假者开战。设立加倍赔偿条款,就是让消费者靠买假货发财。这个消费者很聪明,也很勇敢,应评他为1995年最聪明的消费者。”

  报道出来后,《中国消费者报》收到大量的读者来信和电话,接着又连续发了三期讨论文章,有很多人支持他,也有人说他是钻法律的空子,一时莫衷一是。

  9月1日,《北京市实施〈消法〉办法》出台,对《消法》第49条中的“欺诈行为”进行了较为明确的界定,并列举了15种欺诈行为。

  身在山东的王海备受鼓舞。他考虑得很长远,“假货横行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必然会出现的,欺诈行为会随着经济发展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在这种情况下,打假会有很大的社会需求,这是个机会,而且没有太大风险”。他打算从购假索赔入手,进而成立公司,把打假当成一项事业来做。

  9月下旬,王海怀着希望和决心,单枪匹马杀回北京。这一次,他将在北京搅起一场打假风暴。

  三

  王海确实是最聪明的消费者,他敏锐地摸到了这个时代的软肋。

  据国家技术监督局抽查统计,1991年全国的产品合格率为80%,1992年和1993年为70%,1994年为69.8%,1995年为65.9%。几年间,产品质量急剧下滑,由此造成的假酒中毒、假药夺命、假种子坑农等事件层出不穷,令人发指。

  像隆福大厦这样的名店出售假货并不是鲜例。1994年的中央电视台“3·15”晚会,曾派出几路记者跟随工商、技监等部门对全国十大商场进行抽查,几乎没有一个商场没有问题。北京另一家很有名的商场,竟有一整排柜台的商品不合格而被清空。

  因此,从1995年9月到11月的50来天里,王海横扫北京十家商场,购假索赔,斩获颇丰,共得到赔偿8000余元。王海相当精明,除了第一次购假耳机是自己出钱外,之后的所有购假行动他自己再没有出过钱,而是由合作媒体提供资金,或是有朋友愿意出资,获赔后一人一半。他的购假经验是,要去固定的商店或商场,要找能鉴定的产品,还要仔细衡量成本、风险及收益。他说,“购假索赔是一件纯理性的工作,并不复杂”。

  索赔过程中,他面对着各种各样的敌意、蔑视和恐吓。他曾被人揪住衣领威胁,“小子,你把这个当饭吃了是不是?你X的怕不怕有人弄死你呀!”他的BP机上时常出现“马上去八宝山”之类的留言。

  不过总体而言,这一次索赔还算比较顺利,一是因为《北京市实施〈消法〉办法》刚刚出台,商家、经营者来不及反应,一时间找不到应对举措,二是媒体的曝光使商家不敢拖延。

  11月24日,由中消协和中国消费者报社联合主办的“制止欺诈行为,落实加倍赔偿座谈会”在京召开,头戴棒球帽的王海作了名为《我的困惑》的主题发言:“我不但受到了个别执法部门的冷嘲热讽,而且还遭到了一些人士的指责和反对。我不理解……我很困惑,难道我做一件于国于民都有益的事情错了吗?”

  与会的政府官员、法学专家、商场老总激辩“王海是打假英雄还是‘刁民’”、“是新型消费者还是钻法律空子”,并称此为“王海现象”。会上有官员呼吁,“千万个王海站出来!”

  从11月起,《北京青年报》、《中国青年报》、《经济日报》、《法制日报》、北京电视台等众多媒体纷纷对“王海现象”作了报道。王海成为了热点人物。

  也正是在那次座谈会之后,商家们达成了攻守同盟,能不卖就不卖,赔偿能拖就拖。具体应对王海的防范措施是:下发报纸,发放他的照片,并提防类似的购假者。有记者去王海购假索赔过的商场采访,其中一位老总第一句话就是,“你们把他(王海)抓起来了吗?”

  12月初,在拖延8个多月后,隆福大厦终于同意向王海加倍赔偿后买的10副耳机,并承诺凡有顾客买到假冒商品,经确认后,都可按《消法》加倍赔偿并奖励100元。

  12月25日,中国保护消费者基金会授予王海为“中国打假第一人”,并奖励5000元。

  声名大振的王海,购假索赔之路更加艰难。1996年初,广州某电视台邀他去广州打假,他到之前,广东商界便发出“狼来了”、“刁民来了”的警告,并开会研究对策。王海到后,从各大商场买了3万余元假货,众商家达成一致,不仅不赔,连退货也不让,他只好将那几万元的货物寄存在朋友那儿。

  他到杭州,到南京,到全国各城市打假,所到之处,商家无不恐慌,提出“防火防盗防王海”。他的照片早就派发到营业员手里。从此王海戴上墨镜出入公共场合,像名私家侦探。

  独自一人对付结成联盟的售假商家,无异于胳膊拧大腿。王海深思熟虑,总结个人打假的局限所在:一是有争议,“争议来自经营者利益集团和一部分纯理论型学者”,争议虽不至于给他带来困扰,但会降低索赔的效率;二是长此下去,跟收益相比,财务风险、人身风险比较大;三是个人打假虽能在流通流域打击售假,但不能从根本上遏制造假,治标不治本。

  1996年底,北京大海商务顾问有限公司成立,王海赤手空拳的个人打假时代基本上宣告结束,从此进入公司化、专业化的打假运作。他的公司主要接受企业委托打假。公司的第一笔生意,是帮广东爱得乐集团公司打假。王海跑了10多个城市,帮“爱得乐”取缔了40多个售假窝点。

  在受雇为企业打假的同时,大海公司每年进行一次公益性的打假行动。1998年,大海公司在为客户调查一宗假药案时,了解到性病游医诈骗问题严重。于是王海派业务员分赴各地调查,发现一个当年在福建省莆田县秀屿镇街头卖耗子药的家族,与各地上百家知名医疗机构“合作”,借着铺天盖地的广告狂轰滥炸,发展成了全国性的“性病诊治”集团,每年从性病患者身上牟取数千万元的暴利。王海在媒体上揭露了性病游医“占氏家族”诈骗患者钱财的黑幕,同时向卫生部举报了“占氏家族”的违法行为,当年底卫生部下文取缔各地游医。有人估算,此举每年可使消费者避免20亿元的损失。

  王海屡屡邀请相关执法部门一起打假。他曾协助温州公安局查处了全国最大的造假拉链案件,造假工厂年产假拉链10多亿条;协助烟草专卖局取缔了北京最大的造假烟窝点,查获555、红塔山等假烟案值280万元;协助浙江技术监督局查处全国最大的假阀门案件,案值400多万元;协助工商局取缔北京最大的造假酒窝点,该窝点年产假酒近2000万元。他还与美国一家负责全球打假的律师事务所合作,代理了世界名牌扑克牌、自行车在中国的打假业务。

  招人忌恨的王海,也曾遭人陷害,百口莫辩。2000年9月,王海在南宁砸了酒店的桌椅,被带到派出所后又砸坏了派出所的门和玻璃。媒体惊呼,“王海疯了”。其实事出有因。

  事发前王海正在西安追查“津成”伪劣电线,并取得了重要证据。这项“津成”伪劣电线的调查是大海公司从1999年就开始着手的一项公益打假行动。这时王海接到南宁一家报社邀请,说有个叫王通的打假人自称是王海的哥哥,请王海过去辨认真假。王海到后,确认是骗子。王海发觉自己上了当,愤怒异常,因一点小事与酒店服务员争吵起来,一怒之下砸了东西。警察叫来南宁那家报社的记者,前一天刚采访过王海的记者竟说,“我不认识他”。一向冷静的王海举动失常,他在大雨中脱光了上衣,并踢坏了派出所的门,直到亲友们赶来把他送入医院。

  南宁“发疯”事件使王海一度沮丧,但他没有放弃对“津成”的追查,前后历时4年。2003年,涉嫌偷税漏税、制售伪劣电线的大连“津成”副总经理王铁庄被关进了看守所。

  五

  王海有条不紊地规划着自己的人生,每一步都对自己提出更高要求。他的下一个目标是成为社会活动家。

  2000年底,大海公司开始对北京房地产市场存在的欺诈行为进行调查。不久,京城有名的房地产业律师秦兵找王海合作。王海、秦兵与舒可心组成了3人研究组,帮助业主进行房产维权。

  2004年两会期间,王海竞选北京市朝阳区人大代表,他说“当人大代表是我多年的愿望”,最终落选,他表示5年后还会参选。他的《关于物业管理的立法议案》,经31位全国人大代表签名递交并通过审查,使物业管理立法成为当届人大的议程之一。

  打假12年,他更希望能够影响保护消费者方面的立法。如今的造假水平跟1990年代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以前都是些小商小贩小作坊,现在更多是名牌企业造假。欺诈行为更多,一些国外大品牌都搞欺诈”。

  然而制度设计与立法方面却没有相应的改进。“工商执法仍然是趋利性执法,没有便于监督的制度设计,比如没有举报回执制度,对举报不作回复,这是行政不作为;也没有结果抄送制度,这就给地方保护提供了空间。消费者没有组织资源,在立法方面缺乏必要的话语权。”王海说。

  2006年6月,“王海热线消费者权益保护非营利项目课题组”成立,组织志愿者接受热线投诉,搜集有关欺诈行为的线索,向有关部门举报,并为消费者提供法律援助。

  六

  王海冒出来后,全国各地果然有成百上千个王海站了出来,甚至催生出了打假人这一新兴职业。其中比较知名的有二三十人,如湖北的张磊、河北的郭振清、湖南的喻辉、天津的林枫。他们有的独走江湖,有的联手作战,还有的成立调查公司,吸纳更多的人加入其中。

  当1995年秋天王海在京城频频出招时,后来被称为中国打假第二人的刘殿林正身陷维权诉讼中。刘是河北唐山人,他花17万买了一套住宅,住进去才发现房子离开发商的承诺相距甚远。他联合41家住户将开发商告上法庭,一审败诉。

  1996年,王海现象持续高温。此时刘殿林已为地产官司耗去了不少钱财。刘殿林干过6年武警,当过公务员,又下海经商数年,他从王海“双倍索赔”的做法中看到了其中的商机。

  他说:“刚开始之所以走上这条路,一来社会、媒体关注比较多,二是为了利益。到1997、1998年,向我求助的人很多,他们投诉无门,找到我后,我通常打个电话就能解决,从此心态上有了细微变化,意识到可以帮别人,多了一份社会责任感。”

  1996年6月到1998年3月,刘殿林逐渐名震唐山。1998年“3·15”期间,他到北京拜会王海,之后便留在了王海的公司,跟随王海走南闯北,迅速成为业中高手。

  他自称为“笑面狼”,性格外向,集“匪气、豪气、霸气”于一身。面对向商家索赔时他笑容可掬,一进门便笑说:“不好意思……”,索赔成功后笑着出门:“给您添麻烦了……”,即便对方怒了,他也面不改笑地说,“没关系,咱们法庭上见。”

  他从来不戴墨镜,他说没必要,怕就别干这行。

  1999年夏,刘殿林自立门户,率领一职业打假“狼群”,打遍全国50多家国有大商场,打击假冒的“资生堂”化妆品。2000年,刘殿林成立广州笑面狼调查公司,他说,身为江湖中人,拿人钱财,与人消灾,一定要忠于客户。他的客户都是雅芳、LG、长城干红等知名企业。

  刘殿林说,要成为一名合格的打假人,必须具备两方面的素质,不仅要懂法律,熟悉商品,善于辨别假冒品,而且要有策略、技巧、能力,有表达沟通能力、适应承受能力、化解危机能力。

  “头脑反应要快,心理承受能力要强。既要懂黑道规矩,知道怎么对付,又要和执法部门合作。调查员就像卧底一样,被人识破怎么办?所以要有化解对方的怀疑的能力。”他说,“比如我打掉了某人上千万的商品,人家打电话给我,说过来喝杯酒,我要是不去,就太孙子了,要是去,风险又大,这时怎么应对?”

  他的公司招的调查员,一般都是受过正规训练的武警和特警出身,有很强的心理素质和侦查技巧。这些刘殿林手下的“小兄弟”,又先后办过7家调查公司。

  这个职业打假人群体,素质不一,动机不一,手段不一,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有像郭振清那样不为名利的雷锋式打假人,也有为钱财而敲诈商家的打假人,他们有成有败,有毁有誉。刘殿林一直将比自己小二十来岁的王海尊为老师。大家公认,王海是这个群体的最高峰。(本报记者刘溜/文)

文章关键词: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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